凤凰周刊封面
中国镉污染地图
重金属污染损害人体途径
土地污染机密？
【核心提示】：我们的土地有多少被污染了？听起来如同一个笑话：内地民众无法从政府部门获得自身所在地区的环境安全的警示，非但如此，中国环保部门在花费巨额资金进行生态、污染等方面的调查后，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向民众公开污染翔实报告。
《凤凰周刊》长期报道环境问题,但几乎所有被报道过的污染现象都未获有效遏制,新的污染现象却不断被发现。
中国内地中重度污染耕地大约为5000万亩。这是2013年年底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土地调查新闻发布会上，引述环保部土壤状况调查的数据。也是中国官方首次向媒体公布内地中重度耕地污染总量。
但有关内地农田污染的信息公开目前仅止于此。业内人士还记得，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披露的数字是：中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数据背后的详尽污染信息，受影响地区和人群，对城镇居民的粮食和水源影响等，迄今仍未公诸于众。
目前亦没有渠道可确保内地民众不会从市场上购买到重金属“毒粮”。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重金属镉超标。再往前回溯污染的踪影不难发现：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为28.4％，其次是镉，超标率为10.3％。
这些旧数据呈现了一个事实：中国内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威胁到粮食这一民生命脉。而另一个长期遭到忽视的状况是：比起通过市场购买粮食、食物来源更多样化的城镇居民，身处在土地污染第一线的农民，所遭受的健康和经济损害，以及持续为之付出的代价，更加糟糕。这些一线受害者的状况，正是这个国家重金属污染威胁的指向标。
然而，这些污染信息只能从学术文献中获得，而且大量的污染调研都没有提及所在地区的名字，代之以“某市”、“某地区”，以镉污染状况调查为例：2011年，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志忠等调查分析了南方某市水稻镉污染状况，随机采集市辖9个区县市的农户自产水稻414 份，镉超标率为29.2%；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岳等检测了南方某镉污染区本地自产的粮食，发现采集的58份粮食中，镉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有41份，大米中最高超出限量12.5 倍；中南大学郭朝晖等调查了湖南省某有色金属矿业区周边的蔬菜重金属污染，蔬菜镉含量平均值为11.48mg/kg，明显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不完整的信息令公众无法警惕自身所在地区的环境和粮食安全状况，更令人难解的是，中国环保部门在花费巨额资金进行生态、污染等方面的调查后，拒绝向民众公开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理由是：属于国家机密。
荒唐的机密
中国政府部门曾做过多种及多样的环境和土地调查：国土资源部进行过国土资源调查，国家地质局进行过全国地质调查，国家环保部进行过全国生态调查，还正在进行全国土壤调查、全国污染源调查。但是这些耗资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调查，都没有较完整的重金属污染调查数据。
并不只是土壤污染数据的缺乏。新华社2006年7月18日曾报道，“为全面、系统、准确掌握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家底’......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18日联合启动了经费预算达10亿元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从2006年始启动的调查，至今没有公开污染数据。
2013年，北京律师董正伟通过在线提交和电子邮件方式，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和“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被环保部以“数据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
事实上，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定》要求，此次土壤污染调查结束后，相关部门需要将全国重点区域土壤污染调查分析数据及有关资料全部归档，建立重点地区污染土壤数据库和国家档案。同时，各省也要建立重点污染土壤省级档案。但事情并无下文：非但调查没有公开，国家和省级档案是否建立也没有披露。
更有甚之，从中央到地方，环保部门一直在加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的保密管理工作。在陕西省环保厅的网站上，至今还有一则2012年《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保密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对土壤数据保密的要求极为细致。比如，“现存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要使用专门场所存储和介质妥善保管。对存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的电脑应做到专机专用，并做好物理隔离。”此外，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签订保密承诺书，而“凡需使用土壤污染调查数据的，须经主要领导批准同意，各局系统内各部门使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时出入要登记，使用完毕要原件归还，做到交接清楚，流向清晰，用途明确。第三方使用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各局系统必须确定唯一出口，指定部门，明确责任人，方可提供......一旦发生调查数据失密、泄密事故，将根据情节轻重、损害程度及相关规定，对当事人、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
重金属污染村庄不断涌现
民众无法从政府得到环境安全的警示和资讯，可见的只有媒体陆续披露的案例。
较之于福建冷水坑村这样200多人的小村庄，广东省韶关市上坝村是一个更闻名于学术界的重金属污染村。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上坝村早年间曾物产富饶，但受附近大宝山矿场重金属污染，农田土质变差，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粮食减产乃至农田无法耕种；患皮肤病、肝病、癌症的村民也越来越多。这里渐渐从鱼米之乡变成有名的癌症村、贫困村。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至2000年，上坝村死亡的250人中，50岁以下的有160人，占死亡人数的64%；因癌症死亡的有210人，占死亡人数的84%，最小的癌症死者年仅7岁。
江西省乐平市洛口镇戴村是污染的另一样本。在邻近村庄的乐安河上游，江西铜业集团兴建有多家矿山，包括中国最大的露天矿山——德兴铜矿。根据乐平市政府的调查，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上游有色矿山企业的生产，乐安河流域每年接纳的“三废”污水排放总量达6000多万吨，废水中包括镉、铅等重金属在内的污染物种类有20余种。长期污染已造成数千亩土地歉收或绝收。有报道援引村民的说法称，戴村已有癌症患者70多名，村里每年有四五人死于各种癌症。近20年来全村没有一人通过征兵体检，主要为肝功能不合格。类似的重金属污染案例还在湖南省湘江流域、广西自治区龙江流域不断出现。这些案例多见于乡村，不代表城镇居民远离了威胁。重金属污染土壤与水源后，通过多种食物链逼近所有人。
与其他有机化合物的污染不同，重金属污染很难自然降解。不少有机化合物可以通过自然界本身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净化，降低或解除有害性。但重金属具有富集性，如铅、镉等重金属进入土壤环境，会长期蓄积并破坏土壤的自净能力，使土壤成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重金属能被植物根系吸收，造成农作物减产或产出重金属“毒粮食”、“毒蔬菜”。
以重金属元素镉为例，粮食类的镉污染大户主要是大米，水稻吸收镉能力较强，而且积累在籽实中。长年的污水灌溉，会造成灌溉引水渠底及表层土壤中积累大量的重金属。水稻极易吸收从而镉含量超标。长期食用镉超标的稻米，会损害肾功能，使骨质变得脆弱，提高致癌性。中国水稻镉污染的官方数据较少。2005年，环保部在调查广东省上坝村癌症高发情况时，证实该村水稻镉含量超标。2010年底，大陆媒体报道的“广西阳朔镉米事件”开始令“镉米”走进公众视野。
透过已披露的研究文献只能看到部分稻米镉污染的程度，一项针对江西省贵溪市某冶炼厂综合堆渣场周边的稻米重金属含量测定显示，19个稻米样品，镉的超标率达100%。稻米镉含量最大值为7.51mg/kg，超出标准值0.2mg/kg 30多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的课题组曾调查华东某镉污染区，检测稻米、蔬菜和鱼虾的污染状况。在他们的调查样本中，大部分稻米镉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值，超标率为80%。稻米镉含量最高值接近3mg/kg。其他农产品，蔬菜的镉超标率为60%，鱼虾的镉超标率也达到20%。
污染损害健康各地频现中国的工业性环境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调查研究主要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有的调查仅当地卫生防疫站人士主导完成。90年代后，中国只在少数污染区进行过居民健康危害的调查。
在近期出版的《镉毒猛于虎》一书中，北京交通大学长期研究镉污染的副教授柯�总结了国内11个省20多个地区的镉污染健康损害研究。柯�指出，这种污染损害以华东某镉冶炼厂附近地区以及贵州赫章地区最为典型。被匿去名字的华东地区某镉冶炼厂（前述复旦大学教授金泰�的研究地点）于1961年建成投产。该厂的工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工厂前面的河流，年排放量约10万吨。1985年起，虽然该厂对废水实行闭路循环，仍造成周边水系污染。露天堆放的废渣经雨水冲刷进入河道，也加重了污染。学者发现，该冶炼厂污染区的男女人群血镉、尿镉、总镉均显著高于对照区。在尿镉、血镉超过一定浓度后，骨质疏松患病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与日本当年“痛痛病”镉中毒事件人群的调查结果一致。此外，尿镉水平与肾功能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部分研究还表明，长期接触镉可对人心血管功能产生影响。
国内另一个典型的镉污染区出现在贵州省赫章县。1984年贵州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的调查发现“人群镉摄入量超出限量值，有4例慢性镉中毒病例”。1987年—1992年贵州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通过调查，提出“未来一二十年会有大批慢性镉中毒公害病病人出现”。2006年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和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的联合调查提出，“赫章环境镉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已出现公害病迹象”。虽然赫章的污染损害程度尚不及日本当年的镉污染“痛痛病”事件，但国内大量其他的重金属污染村庄尚未查明具体健康损害情况，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难以得到确切诊断。
镉污染健康损害评估体系待建立
柯�认为，镉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大范围疾病爆发的污染物。为避免镉污染导致“痛痛病”之类的悲剧发生，中国需要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监测预警体系。大米是污染区人体镉摄入的主要途径，也是人体镉暴露的主要来源。但一地生产的大米的镉含量只能代表当地土壤镉污染水平，由于大米的流动性大，难以作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程度的生物监测指标。通过对7个地区7种动植物样品采样，检测镉含量并进行数据分析，柯�得出结论，茶叶、树皮、鱼、猪肝、猪肾等生物样品都不能作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生物监测指标。“总体来说均值和超标率没有规律可循，难以判断哪个物种更适合作为镉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标志物。”因此柯�建议，从人体内筛选获得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生物监测指标，比如血镉、发镉、尿镉。
发镉由于测定技术等问题，已遭国内科研和流行病调查弃用，而血镉主要反映近几个月接触镉的情况，是近期接触镉和急性接触镉的常用生物检测指标。更经常采用的指标是尿镉——尿镉是慢性镉接触人体镉负荷的指标，尿镉增加是环境镉暴露后机体最先出现的指标之一。在大样本量的人群调查中，尿样采样方便且更易被受调查者接受。柯�也建议将该指标作为地市级环境监测站的日常指标。“当某地区尿镉均值或者超标率达到一定程度，可启动应急处置方案，扩大检测人群、增加其他检测指标，为镉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监测与应急提供科学、合理、可行的技术支撑。”
污染土地处置难题
污染评估体系旨在建立保护公众健康的屏障，而污染的直接后果——以农田为主的大片被污染土地，仍需修复或其他妥善处置。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一个环保论坛上，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透露，环保部正在会同有关部委联合编制《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预计该行动计划将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包括耕地和饮用水源地的土壤保护、土壤污染源的源头控制、被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加强修复试点示范以及监测体系建立等。但如果缺乏配套的实际举措，该计划无疑将遭遇现已凸显的难题：筹集污染土地的修复资金源，如何落实污染企业责任，怎样解决污染土地农民的生计。
庄国泰称，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土壤污染尤为严重，而这一区域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同样是100亩地，西南地区可能涉及到十几家农民，比北方多很多，影响面比较大，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既实现治理目标又让农民有一定的经济收益是治理难点。”柯�亦指出，政府部门对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事件的调查处理，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在个别地方，由于环保诉求得不到呼应，当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对污染之怨因而演变成对政府部门不作为之怨，这样，本来由企业生产引发的污染事故，因没有及时处理，引发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直接对抗，甚至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村民们如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科研人员能否提供污染应对、解决的技术方案，法律与制度体系怎样为受害者提供保障......伴随中国内地民众环境安全意识的提升，这些问题都将被反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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