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31, 2008

RFA:江苏邳州市新三河村水源污染村民铅中毒

江苏省邳州市新三河村的水源,怀疑受村内一间合金厂的废水污染,导致百多名村民出现铅中毒病徵,其中大部份是儿童。地方政府为隐瞒病情,强行堵截村民带病童到北京看病,并有村民遭打手暴打。另外,湖北省恩施市一所中学爆发伤寒,81名学生住院,当局指疫情已受控。

据《北京晚报》报道,新三河村村民曹先生一对刚满周岁大的双胞胎女儿,智力发育明显较同龄小孩差,他一直怀疑井水受邻近的一所合金工厂废水所污染,担心女儿中铅毒影响发育,所以带女儿到市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血液样本正常,其后因为女儿情况愈来愈差,曹先生一家再到北京朝阳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与妻子都有不同程度的铅中毒,妻子更透过喂哺母乳,将铅不断传给女儿,导致两个女都患有重度铅中毒,大女更因为铅毒影响走路,肝脏更受损。

其他村民获悉后,陆续自费到西京、北京等儿童医院检查,结果有一百多名村民有不同程度的铅中毒,当中大部份是儿童,最细的未满一岁。村民怀疑那么多人有铅中毒,元凶是村内一间有廿年历史,号称亚洲最大铅再生企业的"江苏春兴合金"厂,自从厂房投产以来,工厂的烟囱日夜排出令人呕心的黑烟,井水更受工厂的废水污染,村民别无选择,�有继续饮用。

报道又引述曾经两次带孩子到北京医病的村民周建强表示,本月初,他与部份家长及病童往北京途中遭镇政府人员押回乡,十多日后他们逃过当局监控到北京一间旅馆住宿,竟遭地方派来的打手深夜闯入暴打,所有人更被押上大客车带回邳州。

由于通讯困难,记者未能成功接触当地村民,而新三河村委会及管辖新三河村的运河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以不清楚为由,拒绝接受访问。

邳州市环保局一工作人员,向记者承认该村水源确实受企业污染,并指当局正在处理,但详情她叫记者致电宣传办公室查问。她说:那所春兴合金企业的确属于市的,那个污染问题我们一直在跟进调查,你问宣传办那些罢,他们会清楚告诉你的。

对于企业是否符合排污指标,有无违规等,她都一概拒绝回应,而她提供的宣传办公室电话,记者多次致电都未能接通。

春兴合金集团副总裁马永刚,接受当地记者访问时,否认工厂对井水造成污染,他指集团是大陆最大的铅再生企业,多年来实行无烟化生产,不存在污染。

另外,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中学上周一起,陆续有学生患上伤寒,八十一名学生需要入院接受治疗,该校一名教师向记者表示,多名学生陆续出现发热、头痛及食欲不振,他们入院治理后,已陆续康服出院,学校亦已正常上课。他说:大部份入院接受治疗后,已无大碍,数十人已出院,现时�馀下几个学生留院,但情况都已稳定下来。

市卫生局一工作人员张先生,向记者指该校爆发伤寒后,当局立即组织人员到场展开医疗救护及消毒工作,对其他未发病的学生给予防御药物服用,至今疫情已受控,至于爆发的原因,他指与水源污染无关。他说:因为那儿附近没有工业,一定不会有污水,现时相信爆发与天气,及学校的环境卫生有关,因为近日天气时冷时湿湿的,加上饭堂环境卫生欠佳,容易滋生细菌。

张先生又说,伤寒又称伤寒热,由伤寒杆菌引起,传染力高,病症包括令人持续发热、食欲不振等,病菌能透过人体排泄物排出,再经由苍蝇等害虫传播,伤寒常见于透过食物、饮料和受污染的饮用水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严重者可以致命。(作者:冯日遥

刘飞跃:湖北省广水市萤石矿职业病人群调查

近日,民生观察获悉湖北省广水市有众多劳工因长年在当地的一家萤石矿工作,被查出染上职业病――尘肺病,现已有三人因该病死亡。得知上述消息后,刘飞跃先生和民生观察随州志愿者于2008年11月16日一同赴广水市吴店镇实地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批尘肺病患者中竟有一些人经当地法院的"调解",获得的所有补偿只有一万元,而他们现在吃药控制病情每年还需数千元。

一、调查一开始老板出现称各地都有患职业病的现象

我们一行二人是16号上午到达广水市吴店镇东湾村的,下车后,我们立即通知该村尘肺病患者谌祖发,谌祖发的家离我们下车的地方只有几百米。但就是这段距离,他赶来后,我们明显听到他的喘气声。随即,东湾村另一名患者陈明合闻讯也赶了过来。在二人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前往就在东湾村附近的萤石矿调查。据介绍,这家萤石矿原是吴店镇镇办企业,1983年就开始开采。2000年,该矿承包给当地人杨宝海,更名为广水市宝海萤石矿厂。谌祖发等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这个矿从事开采工作,当时由于是人工开采,用锤砸斧敲,粉尘很小。到杨宝海承包该矿后,采用机械化作业,粉尘大增,谌祖发等就是在此期间患上尘肺病的。现在,该矿已卖给了一浙江老板。

在我们前往萤石矿的路上,发现路边的原矿洞和废弃的炸药仓库,就在我们进行拍照时,该矿的原承包人杨宝海突然出现,他一个劲地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在此拍照?当得知我们是来了解这个矿和工人患病的相关情况时,杨宝海指着谌祖发等人说,他们患病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戴口罩,不用水造成的,并说全国各地像这样发生职业病的现象很多,特别是采矿过程中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杨先生又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开矿会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会造成这么多人得病,他随后还向我们举了许多矿工得病的例子。

对于杨宝海的说法,当时谌祖发等虽未做声,但杨宝海离开后,他对我们说:"他那是瞎说,哪有口罩不戴的?他根本就没发口罩".

二、矿工纷纷染病已有三人因病死亡

2005年,在宝海萤石矿打工的劳工们身体纷纷出现反映,感觉到一动就喘气,胸闷、气短,还经常咳嗽、咳痰,浑身无力。最开始出现这些症状时,他们按肺结核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2005年,谌祖发等五人先后到广水市、随州市卫生防疫部门偷偷进行过检查,随州市疾控中心首先为谌祖发等作出了职业病证明,并最终于2005年底被湖北省疾病控制中心诊断证明为职业病,属于尘肺病中的矽肺病。

2006年,陈明合等第二批十多名矿工进行检查确诊时,远没有第一批那么顺利,差一点搁浅。矿工们在医院检查时,很快被查出是尘肺病,但要确诊为职业病,必须要省疾控中心认定并出具证明。陈明合等人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时,该中心要求广水市卫生部门出具矿上的空气污染和粉尘情况,同时还要求萤石矿和当地政府出具陈明合等在萤石矿的工作证明。当这些矿工找到广水市卫生部门时,该部门竟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矿在什么地方,而广水市吴店镇政府也不愿出具矿工们的工作证明。期间,吴店镇政府一工作人员还谎称说政府章当时不在,无法出具证明,愤怒之下的矿工们煽了此人一耳光。后经农民工们一再交涉,湖北省疾控中心最终给他们出具了职业病证明。

现在,仅谌祖发等人的不完全统计,就有近二十人被确诊为尘肺病,但实际应远不止这些人患病。矿上其它的矿工身体也都出现了症状,像谌祖发的哥哥谌祖付到医院也查出了是尘肺病,但现在还未获得疾控部门的职业病认定。据了解,在疾控部门确诊的这批职业病患者中,其中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的有三人,分别是吴店镇东湾村的陈贵竹、陈明安和吴店镇杨家凹村的康从根。据介绍,尘肺病三期即为尘肺病晚期,陈贵竹被查出患病时,连一个小坡都几乎走不上去。

其余的则是尘肺病二期,有的人虽是尘肺病二期,但临近三期,如陈明合等人。尘肺病二期病人主要来自东湾村,另外吴店双河村、同兴村、中兴村也有部分患者。最年轻的是东湾村的陈满意,他今年才三十九岁。

现在,这批尘肺病患者已死亡三人,分别是康从根、陈贵竹和同兴村的雷双河。其中康从根是在2006年检查出来的当年去世的,陈贵竹是2007年11月去世,他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雷双河是因同时患有鼻癌于尘肺病被查出来一个多月后就死亡了。

三、劳动保障形同虚设政府失监管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强烈感到像广水吴店这样的小矿,其劳动保障几乎完全没有或者有那么一点也形同虚设,而政府的监管则完全缺失,这一切是将矿工们送上不归路的罪魁祸首。

据矿工陈明合说,每当他们结束工作出矿时,全身是白的,只有两个眼睛能看到在转动,鼻子经常被灰尘堵住。据了解,这所萤石矿在里面是个斜矿,矿深达上百米,只有一个洞口,没有任何通风设施。由于不通风,供氧不足,在里面开采时,矿工们常感到太阳穴处疼痛。

矿工们的收入以开采量的多少进行计算,每出一吨石头,可获得收入三十五元左右。老板只认出石量,灯泡、口罩等都由矿工们自己解决。谌祖发等人说,即使戴上口罩,灰尘也能进来。矿工们说,在里面进行开采时,常有石头坍塌下来,东湾村七组的一位吴姓矿工就曾被掉下来的石头砸得腰骨折,在医院住了一、二十天。我们问如何保证在洞里面的安全时,矿工们说到洞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靠经验判断躲避塌方等事故。

在政府监管这块,广水市卫生部门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矿在哪里,可见该部门完全没尽到监管职责。而矿工们说,虽然劳动监察部门有来过检查,但每次来时,矿上都提前得知消息,并做好应对,每次检查总是草草了事,检查过后洞内照样灰尘满天。

四、法院"调解"赔偿低至一万元患者未来生活堪忧

中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职业病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中国颁发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职业病人,应赔偿医疗费、停工工资、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金等。

矿工们患尘肺病被确诊后,杨宝海主动找到广水市当地法院,要求法院进行调解。2006年6月9日,广水市法院对谌祖发等第一批被检查出患尘肺病者作出所谓"调解",宝海萤厂矿一次性赔偿医疗费、停工工资、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金六项共计一万元。同时,解除谌祖发等与宝海萤厂矿的事实劳动全同关系。2006年12月,广水市法院对陈明合等第二批患者与宝海萤厂矿达成"调解",宝海萤厂矿一次赔偿患病矿工四万元。而三位死亡矿工,他们获得的一次性赔偿约七、八万元。

我们调查期间,这些矿工们说,当时自己法律意识太差了。经不住矿方的软硬兼施,又相信法院会秉公办事,就同意了所谓的"调解",现在感觉"上当受骗".经了解,像他们这样的职业病的赔偿金额至少超过一、二十万元。前不久,谌祖发等第一批患者认为赔偿过低,要求增加赔偿,矿方给他们每人增加了一万元,并曾一度承诺还将补给他们两万元。但今年,矿方一拖再拖,迟迟未予兑现,最近,杨宝海公开拒绝赔付那两万元,并称"白道黑道"他都有人。

调查期间,患病矿工们说,为了控制肺部感染,他们不得不常年坚持吃药,每年的药费三、四千元。尽管一直在吃药,但大家身体仍很虚弱,每次感冒,他们就很久不得痊愈,陈满意等人甚至发生过因感冒吐血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们患病,已丧失了劳动力,田里的活只能靠"堂客"们去干。现在,他们只能做些放放年、放放鸭或看看门的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更无法预料他们的身体能撑多久,对未来的生活他们也感到一片茫然。我们离开时,他们一再表示希望外界多关注帮助他们。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1、18

注:该文已转湖北省长信箱

Tuesday, December 23, 2008

广州投入486.15亿元治水 每天要完成1亿

广州综合治水攻坚战昨天正式打响,在一年半时间内,相关区(县级市)和相关部门要完成大大小小近百项治水工程,总投入486.15亿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方案已经确定,治水资金已经到位,他对2010年亚运会前实现全市水环境好转充满信心。
苏泽群坦承,污水治理和河涌整治工作是一项效果显现需要一定周期才能体现的环境工程,时间紧、工作量大以及治水的系统性要求,是广州市治水面临的三大"绊脚石","翻开世界各大城市治水历史,法国治理塞纳河、英国治理泰晤士河,前后都花了30年时间,新加坡实现'十年清河、十年河清'目标,也花了20年时间。广州要在18个月时间内,在2010年6月30日前完成方案提出的所有工程项目,确实是'知难而进',需要增强在战术上重视、在战略上藐视'这个敌人'的信心。"
苏泽群说,市里排出的时间表是一年半,但对于住在臭河涌附近的群众来说,他们迫切地反映"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这正是对全市治水工作最好的鞭策。他表示他的治水信心来自三方面:一是前期治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经验,为攻坚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环境治理工作,各区态度很积极,全市群众高度关注,这是治理好全市水环境的强大动力;三是治水方案已经确定,治水资金已经落实,各项任务已经分解到相关区(县级市)和相关部门,可操作性强,接下来主要是倒排工期进行落实。
苏泽群邀请媒体积极投入到治水工作中来,"根据国家提出的治理污水的原则,谁污染谁治理。我们每天用水,每天就在产生水污染,其实大家都是污染源。希望全社会关注并参与到我们的治水大计中来,形成人人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治水纳入领导任期重要考核内容
《广州市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于昨日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对2010年亚运会前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作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即各区(县级市)政府、市直各部门及各建设业主的一把手负主要领导责任,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实行阶段性及最终统一考评,把污水治理、调水补水、河涌综合整治工作完成情况纳入政府、部门工作目标考核体系,并作为对各地、各单位有关领导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
"有人说,一年半时间完成400多亿元的治水工作量,平均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约1亿元,好像很难。但我是这么算的:全市12个区(县级市),每个区每天的工作量就不到1000万,再分到20个街镇,每个镇也就是50万工作量,只要把大家都发动起来,我们的治水目标一定能实现!"
――作为直接分管治水工作的市领导,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昨天接受采访时充满信心地给记者算了这笔账。
486亿怎么花
①污水治理工程:投入184.74亿元。
②调水补水工程:市本级投入27.59亿元。
③河涌综合整治工程:投入119.33亿元。共整治河涌121条388.52公里。
④水浸街治理工程:投入9亿元。消除中心城区228处水浸街"黑点"。
⑤雨污分流改造:投入145.5亿元。
河涌整治任务
中心城区
北部片区(以白云区为主)
13条 82.62公里
西南部片区(荔湾区)
30条 49.28公里
中东部片区
(越秀区、天河区、黄埔区)
16条 76.54公里
南部片区(海珠区)
9条 32.2公里
其他区县级市
花都区 1条 7.75公里
番禺区 43条 103.85公里
南沙区 4条 7.17公里
萝岗区 5条 20.79公里
从化市 1条 0.82公里
增城市 1条 7.5公里
数字看治水
到2010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5%,全市要建成38座污水处理厂、75座污水泵站、1140公里市政污水管网,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25万吨/日。
列入本次整治范围的河涌共121条,河道总长388.52公里,要彻底解决河涌水体发黑发臭问题。
抓紧建设珠江西航道、前航道和海珠、荔湾4个调水补水系统工程。
加紧完成中心城区228处水浸街地段的治理工作,彻底解决困扰多年的水浸街问题。
集污范围内的生活污水于明年6月底前接入到市政排污管网,工业污水于明年12月底前全部接入,到期不接入的要停水停电;处于非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非集污范围内的排污单位,到明年12月底仍"超标准、超许可量排放"污水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链接:广州治水历史回顾
●1988年,制定了《污水治理总体规划》,开始大规模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1998年,围绕综合整治珠江,提出了珠江整治"到2003年初见成效、2005年不黑不臭、2010年江水变清"三个阶段性目标。
●从2003年起,以"水变清、岸变绿、恢复河涌自然特征"为目标,编制实施了河涌综合整治计划。
●经过连续8年的不懈努力,到2005年,广州基本实现了前两个阶段的目标任务,珠江水质初步好转,消除了黑臭现象。
●为检验整治成果,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一齐行动,保护母亲河,从2006年开始,广州连续三年选择在丰水期的天文大潮时段,组织市民横渡珠江。
●2007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作为"一号工程"。

Sunday, December 21, 2008

中国“癌症村落”:经济发展的致命代价

2008年 12月 11日
 
 路透中国西堤头镇(记者 葛艾玛/林薇)---从前的刘快庄村只是一个北京附近与世无争的小村庄。但现在,被几十家毫无技术含量工厂包围的刘快庄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污染地狱,这些工厂不仅毒害了这里的水质和空气,也夺走了很多村民的健康。
 
当地人告诉我们,过去的十年来,在当地和附近村镇中有五十分之一的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这一数字是年初卫生部调查全国平均患癌率的10倍多。
 
很多村民相信,中国经济惊人的扩展速度正在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被橡胶厂、化工厂和涂料厂等排出的污染物所包围。
 
一名村民告诉路透记者说:"医院的人问我是否有家族患癌史。我说,没有,我上面三代没一个人得癌。"他拿出了X光照片和医生证明他患有肺癌的诊断书。"我的癌症和这里的污染肯定有很大关系。"
 
从1978年开始的3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意识形态僵化的国家摇身成为了世界发展速度第四大的经济体。数百万中国人借此摆脱了贫困,但却付出了代价。
 
像刘快庄村这样污水横流、空气呛鼻、农田被毒化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很多。
 
当1978年改革开放尚未实施,中国经济还未实现巨大发展时,刘快庄村只是在北京南部120公里处的一个安静的村庄。
 
但时隔20年後,在原先是农田的地方现在却分散着近100家化工厂。一位当地活动人士告诉我们,30年过去了,这里几乎每家都有人患上和死于癌症,最小的仅仅7岁。
 
在这个被国内媒体称为"癌症村"的地方,尽管官员坚称这里的癌症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所有污染最严重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但他们也承认此地存在巨大的污染问题。
 
当地一名政府发言人霍俊伟称:"工厂离住户很近,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但我们认为个人给出的数据把我们这里的污染问题夸大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就癌症和化学生产之间的联系进行调查,但目前还没有科学答案。"
 
质疑和沉默
 
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担心不计代价地发展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追求社会公平和工业清洁的宣传力度。
 
但刘快庄村的污染问题却如此之猖獗,以至于早在2003年,就已经有了针对当地健康担忧发起的污染打击行动。
 
有活动人士表示,废水和有毒气体肯定引发了当地的某些疾病,即使癌症和污染之间尚未有证据证明存在明显关联。
 
当地村民表示,村子里富裕一点的家庭已经搬走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搬不起的家庭。一些人甚至负担不起最基本的卫生预防措施。
 
当地一名肺癌患者的儿媳说:"我们没钱净化饮用水。我们只能把水倒进水缸,让污染物沉淀下去。"
 
净化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经济危机竟然给这里的村民带来了某种希望。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削减了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也让工厂减少了污物排放。
 
村民说刘快庄村一些工厂已经破产。
 
癌症村里很多村民担心,现在净化是不是为时已晚,但他们仍抱着这会避免让他们的孩子和孙子患上绝症的希望。
 
一名肺癌患者说:"当然我很担心,但是担心有什麽用呢?我们必须拯救我们关心的下一代。"(完)

Wednesday, December 17, 2008

跨省水污染之痛:公益官司欲断污染源

-保护行动
    为了斩断污染源,在死鱼事件中受害的宿松县4位养殖户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同时,鉴于跨省污染纠纷解决难的实际情况,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动伸出援手。11月26日,宿松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公益诉讼。
    受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志愿律师徐孝云接手了这起公益诉讼。"目前,在安徽发生的跨省污染纠纷比较多,但跨省污染官司却并不多见,这起公益官司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徐律师说道。
    "这两年,发达省市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污染企业被驱逐后,只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并成为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企业。我们发现,在宿松与黄梅交界地带的水域,有很多黄梅县的排污企业,经济利益在黄梅,而污染之痛却留给了宿松。"徐律师说,排污企业不仅影响宿松的养殖业,也会影响当地十几万人的生活,因此有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斩断污染源。
    徐律师也指出,虽然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跨省污染纠纷由相关地方政府协商解决。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跨省污染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而受害者个人提起诉讼更是不现实。因此,环保公益组织的介入和法律援助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今后处理跨省污染纠纷的一个方向。
    徐律师说,由于跨省污染纠纷很难界定与处理,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只能帮助4位养殖户打官司,因为,这几户受害证据确凿,且能找到具体的侵权企业。
    -部门说法
    黄梅县"内紧外松"留遗憾
    对于这起跨省污染纠纷,黄梅县环保部门究竟是怎么看的?12月12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湖北黄梅县,见到了黄梅县环保局陈副局长。陈副局长说,经查实,今年5月,这家药厂擅自进行了试生产,每天产生有机废水5吨。而药厂的环评没有通过,"三同时"也未验收,并且没有环保设施。9月,黄梅县环保局对药厂下达了处罚通知书。
    作为排污企业,药厂为什么会选址宿松县水域的上游?对此,陈副局长解释说,由于没有更好的位置可选,加上环保等部门考察发现该厂排污量并不大,因此就将这家药厂选择在黄梅县与宿松县交界地带。
    陈副局长说,黄梅县环保意识很强,今年以来,黄梅县还刮起"环保风暴",砍掉所有小造纸厂和小炼钢厂,连几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污染企业也予以取缔。为保护黄梅县生态环境,该县将工业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并进行整体环评。
    虽然黄梅县注重本县的环保,可对于湖北与安徽交界地带却较为"松懈"。黄梅县有关人士称,由于黄梅县工业园区的环保门槛较高,且地价较贵,黄梅县一些污染企业未能"入园",而是被安置到湖北和安徽交界处。由于宿松县水域处于黄梅县下游,因此污染企业的污水极易影响宿松水面。
    宿松县单方努力怕付流水
    宿松县境内宜渔水面达84.2万亩,居我省第一、全国第二,从事水产养殖的涉渔人口达38万。为了保护宿松的母亲湖,打造绿色无公害水产,宿松县委县政府不允许本县排污企业在湖边办厂。
然而,宿松的环保努力只是一种"单边行为"。宿松适于水产养殖的湖面集中在宿松与湖北黄梅交界处,任何一方的污染都会影响全局。最近,受有关部门委托,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一份《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报告》,确认了黄梅县入湖水质较差。
    宿松县有关人士称,目前污染仅影响局部水域,但如果污染企业不受限制,不久的将来,不仅宿松县的生态努力将付诸东流,该县十多万人的饮水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新闻链接
    一份水域污染报告
    今年8月,宿松龙感湖水域汪捍忠等4名养殖户承包的数百亩水面,几乎所有鱼类都遭受灭顶之灾。今年9月,宿松县和黄梅县交界的排湖湖水突然成了乳白色,臭气熏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湖面上漂起了30吨鱼尸。
    死鱼事件发生后,宿松县政协委员汪红星忧心如焚,很快写了一份《关于龙感湖水域严重污染的报告》,递交宿松县委、县政府。
    汪红星调查发现,自2000年至2007年期间,龙感湖水域从轻度污染开始,迅速恶化,自今年6月17日起,终于出现爆发性重度污染,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宿松仍有十余万亩水域涉污。"黄梅与宿松交界的排湖,因受污染最严重,各种鱼类已找不到生存环境。"
    "湖北龙感湖农场总场处在龙感湖上游,工业相当发达,排污量巨大;有些化工厂还暗中排污,以地下暗道、甚至直接拉闸的形式排污灌入龙感湖里。"汪红星说,污水排入后,水生动物不能正常摄食,打破了湖面的生态平衡。"水质富营养化增大,水底严重缺氧,致使湖中水生动植物全部死亡,目前这个态势还在进一步蔓延。"

云南阳宗海污染处罚听证会双方代表针锋相对

东方网12月17日消息:"阳宗海到底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没有,何来需要40亿至70亿元的治理费?如果被污染了,出水口的砷含量为什么又是达标的?"昨日,澄江县举行了拟对锦业工贸有限公司作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听证会。会上,锦业公司代理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军与澄江县环保局局长张咏"针锋相对"。马军提出,阳宗海真正的污染原因不能确定,也有可能是阳宗海的水污染了锦业公司。对此,澄江县环保局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设,就像在编一本《奥妙》杂志。


  第一轮交锋:是不是锦业污染?


  环保局:锦业公司是最大污染源


  昨日的听证为公开听证,听证大厅内座无虚席。参加听证的为调查该案的行政机关和锦业公司两方。听证会首先由调查方提出锦业公司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以及行政处罚依据和处罚建议。


  作为调查方代表的澄江县环保局局长张咏指出了锦业公司未经环保批准,擅自技改磷矿洗选项目、未按要求建立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处理站、未按环评要求建立雨篷、未作防渗透处理,最终造成阳宗海重大水体污染等3项违法事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拟做出责令锦业公司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


  在列出了锦业公司的违法事实及行政处罚建议后,张咏向听证员和听证群众举出了大量关于3项违法事实的相关证据。这些证据包括环境检查现场记录、照片、锦业公司有关负责人和员工的证词、以及10名环境专家的调查实录和鉴定书等。其中,多分检测报告证明,锦业公司里里外外的水质、泥土砷含量均严重超标。尤其是位于锦业公司取水口以南25米处的一口泉眼,砷含量超过标准1353倍。


  此外,张咏还指出,锦业公司员工一度出现砷中毒的情况,但锦业公司不仅对此进行了隐瞒,而且在已经发现问题的情况下依然继续生产。


  调查方表示,所有调查所得的结论均证明锦业公司是此次阳宗海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律师:为何处罚3个月后才听证


  调查方的举证结束后,锦业公司的代理人马军对此作出了质证。他认为,仅从程序上来说,调查方所列举的证据并不能成为行政部门对锦业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他表示,早在9月16日,行政部门就已经向锦业公司发出了责令关闭通知书,调查方在听证会上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和证人,均是在9月16日之后从公安部门获得,而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可以使用刑事证据。


  此外,马军提出,既然此前锦业公司已经被责令关闭,那么此后的证据将不能适用于此前的处罚决定。"锦业公司整整被强行关闭了3个月,期间没有举行听证,没有向企业提出任何法律依据。"马军说。


  另外,马军对调查方所指出的锦业公司的违法事实也提出了质疑。他说,锦业公司已经存在多年,但环保部门在日常的检查中,从来没有对其提出过整改意见。"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锦业公司根本就没有问题,二是调查人员失职。"马军说。


  对于马军的质疑,张咏解释说,阳宗海水体污染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锦业公司发出了依法进行关闭的通知,而不是决定。至于什么时候实施关闭,将根据调查事实启动关闭程序。


  然而马军却认为,从9月16日开始,锦业公司的账户以及其它所有材料均被查封,这实际上已经是对锦业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一个企业是不可能被两次依法实施关闭的。"马军说。


  此外,马军对参加调查的专家也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以某某专家为例,该专家既是当时锦业公司磷化锌制酸的环评专家,又是参与污染事件调查的专家,同时还是最终指证企业具有污染事实的专家,这样的调查结果有失公正性。



  第二轮交锋:有没有污染


  律师:不能排除地震造成砷释放


  在昨日的听证会上,马军指出,阳宗海真正的污染原因不能确定。他提出的证据是,至今年6月,阳宗海水的砷含量为0.055毫克/升,而政府公布的2008年7月阳宗海贝污染后的砷含量为0.16毫克/升。也就是说,阳宗海水里的砷含量在一个月内剧增,按阳宗海6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一个月向水里投放了近70吨高纯度砷。


  企业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计算出阳宗海水里的砷含量为90-120吨。按含砷泉水的出水量静态计算,要使阳宗海水达到这样的砷含量水平需要20-50年的时间。而锦业公司的生产工艺只需补水,不必排水,每天需补水1240立方米,原料中所含的砷,绝大部分随产品带走。固体肥料磷石膏中含有微量的砷,但按公司的产量计算,每年仅带出2吨砷。


  鉴于上述论断,马军认为,杨宗海砷污染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调查。"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云南震感强烈,不能排除因地质改变造成砷释放,阳宗海水体进而受到污染,毕竟现在还没有详细的地质报告。"


  另外,马军提出,根据专家报告,位于锦业公司山下取水口25米处涌泉点的砷含量,明显高于厂区内磷石膏堆放区的砷含量。"被污染源的砷含量更高,而污染源的砷含量则更低,说不定是含砷的泉水污染了厂区,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昨日的听证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锦业公司的代理人马军提出,阳宗海也许根本就没有被污染。他提出的证据是,2008年11月27日、12月5日,有关部门两次对阳宗海出水口水体取样分析,砷含量均为0.02毫克/升,符合一类水质的砷含量标准。


  "出水口水体砷含量正常,是否能够说明阳宗海水体正常?阳宗海的水体究竟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没有,何来需要40亿至70亿元的治理费?如果被污染了,出水口的砷含量为什么又是达标的?"马军说。


  环保局: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对于马军的论断,调查方代表张咏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就像在编一本《奥秘》杂志,我们也可以设想,阳宗海是被天外来物掉进去污染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有人将10卡车砷倒进了阳宗海里。但这一切都不是通过猜想、推论来决定的。"张咏说。


  随后,张咏举出了大量的证据,以证明锦业公司才是阳宗海砷污染的罪魁祸首。针对代理方提供的阳宗海处水口水体取样正常,他解释说,随着时间越久,砷将逐渐往阳宗海深处沉淀。代理方提供的有关部门的检测数据可能仅仅对阳宗海表面水体进行了检测,而没有进行更深入和具体的检测。他说,目前澄江县环保局并没有得到有关阳宗海水体正常的权威证据,"对方提供的11月27日、12月5日有关部门两次对阳宗海出水口水体取样的检测报告没有加盖任何公章,根本不具备权威性。"


  对于锦业公司代理方提出的以公司的产量,需20-50年才能造成目前的污染的论断,张咏先是提供了一组锦业公司具备造成重大污染事件客观条件的数据。他举证说,有证据证明,5月底澄江县境内曾经下过一场暴雨,由于锦业公司不具备必要的环保设施,导致大量的污水混和着雨水直接流进了阳宗海。"这场暴雨等于把锦业公司彻底清洗了一遍,大量的污水流到围墙外,许多桉树都因此而死亡。"张咏说。


  此外,张咏还举证说明,锦业公司的水池存在一个大落水洞,满满一池污水,只要一个晚上就会漏光,之后随着地下渗透到阳宗海里。"这证明,事实并不像锦业所说的那样,工厂使用的是循环用水,不存在排污情况。"张咏说。


  据了解,昨日的听证会,听证的情况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听证会结束后,马军代表锦业公司要求,重新对阳宗海污染原因进行调查和鉴定。他同时表示,此次听证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使政府的行政处罚更加透明,让受罚者心服口服。"一个罪犯及时被砍头,也应该有申诉的机会,这个听证会意义重大。"马军说。

Sunday, December 14, 2008

广州业主拒绝变电站,走上街头维权

广州骏景变电站位于中山大道骏景花园西侧,变电站毗邻密集居民区及中小学,与小区内中学一墙之隔,与小区内小学距离50米,其360°辐射、24小时低频噪音将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所谓变电站"0辐射"是你们供电局单方面的说辞,并未得到国际、国内科学界、医学界、生物学界的公认,因此是无效的),违背了基础设施建设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骏景花园业主近期在变电站处举行了多吃维权游行,也联系了多家媒体来采访,可最后没有一家媒体发表他们的呼声,他们都是屁民,哪有什么话语权,最后由于广州供电局不顾业主的反对声,强行施工,导致业主维权行动今天升级,大批业主走上街头维权,堵塞广州主干线中山大道一个多小时。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以下附照片。。。。。

Trying to Stop Pollution From Killing a Lifeline

Indonesians collecting plastic rubbish last year for recycling on the Citarum River, the main source of household water for Jakarta.
 
Published: December 13, 2008
 
BEKASI, Indonesia ― The Citarum River, which winds its way through West Java past terraced rice paddies and teeming cities, is an assault on the senses. Visitors can smell the river before they se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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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Times
 
Some fishermen still make their living off the river's fouled waters, but many are no longer casting lures. Instead, they row their boats through floating garbage, foraging for old tires and other trash they can sell.
 
The river, considered by many environmentalists to be among the world's most polluted, is woven tightly into the lives of the West Javanese.
 
It provides 80 percent of household water for Jakarta's 14 million people, irrigates farms that supply 5 percent of Indonesia's rice and is a source of water for more than 2,000 factori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a fifth of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output, according to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Villagers living along its banks use the Citarum's dangerous waters to wash their clothes ― and themselves.
 
Almost everyone sees the river as something of a movable dump: a convenient receptacle for factories' chemical-laced effluent, farms' pesticide-filled runoff, and human waste.
 
As a result, in stretches of the river near Jakarta, fish have been almost wiped out, destroy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ousands of fishermen.
 
"I know the color of the river is not right," said Sutri, the owner of a small restaurant in Bekasi, an industrial suburb of Jakarta.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dangerous chemicals. Anyway, there is nowhere else for me to get water."
 
Sutri ― who like many Indonesians uses only one name ― said she washed the restaurant's dishes in the river, along with her clothes and her children.
 
Environmentalists blame rapid, and unregul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or the degradation of the 5,000-square-mile river basin.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already costing lives; flooding, caused by deforestation and drains clogged with garbage, is a constant problem in cities along the Citarum.
 
The list of woes is worrying enough that the development bank committed this month to provide Indonesia with a $500 million, multiyear loan to finance a wide-ranging cleanup and rehabilitation plan devised by the bank and the government.
 
The money would be used clean the Citarum and the West Tarum Canal, which connects it to Jakarta, and to create a long-term plan for how to best use the river. A portion of the loan would go toward setting up a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become the steward of the Citarum.
 
But even before the bank has begun to dole out the loan, it has opposition from local civic groups. They fear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on too much debt and that there are inadequate protec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poor see enough benefits and that the money is not lost to the corruption that is endemic in Indonesia.
 
"We are worried that the money could be lost through corruption," said Nugraha, 30, a community activist who has been working to clean up this Jakarta suburb since 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nd we are worried the farmers will be left out," he continued. "The focus seems to be on the people of Jakarta, not the local people here."
 
That the battle lines are being drawn so early, and despite the obvious need for change, is not surprising. "Water w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can be nasty affairs.
 
Like most such battles, the fight over the Citarum will revolve around the complex issues of equ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ing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s needs will be difficult.
 
Raising community activists' concerns, the first $50 million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loan is designated for cleaning up the canal that brings the river's waters to Jakarta, and for additional treatment plants. Because of health concerns, residents of the city rarely drink out of the tap, opting instead for bottled water.
 
Christopher Morris, a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 with the development bank, says it is committed to financing projects over 15 years that will benefit all the river's users. Not all of the projects can be done quickly, he said.
 
"We are taking a long-term approach while recognizing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can fix quickly," Mr. Morris said. "But changing the behavior of the community takes a lot of careful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Among the goals: building waste treatment plants to clean household water for the Greater Jakarta area, creating more dams so that additional water will be available for growing communities like Bandung, Indonesia's fourth largest city, and simply cleaning the river so people living near it, including fishermen, can again depend on the source of water.
 
The plan calls for reforesting stretches of the river basin to help erosion and landslides that clog the river and regularly cause floods in Bandung, in Bekasi and elsewhere.
 
The tricky part of the work will be getting the many people who rely on the river for their living, or simply to live, to agree to changes. Conflicts can arise over the allocation of water between farmers who use it for irrigation and city dwellers. And trying to get farmers to use more efficient irrigation methods, so there is more water for others, can be challenging.
 
The solution propos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is a "water council," with half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half from the communities involved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hat authority the council would have remains to be see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already disagree about water allocation.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community activists is how this council might be manipulated, becoming yet another avenue for corrupt practices.
 
Mr. Morris said the bank had not been blind to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money to be misused. That, he said, is why the bank decided to parcel the loan out over many years.
 
"The point is to make the money available to the government in an efficient way, so they aren't sitting with a loan and paying charges on it until they actually need to use it," he said. "But it also allows us to put in some safeguards and implement our anticorruption policies and other policies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omotes."

张洁平:成都环保风暴

 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项目将在川震极重灾区的成都彭州启动,它建在离彭州市区五公里、成都市区三十六公里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一旦建成,除潜在地震威胁,废水排放将进一步恶化沱江污染,废气则直接进入成都盆地,「中国最宜居城市」将沦为危险的化工城。
  当地政府不顾川震前数百市民上街和平抗议,在川震后重启项目,谭作人等民间维权人士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越来越多成都市民加入到保卫家园的公民环保运动。四川初冬,五十四岁的谭作人手拿一张白纸,站在铁丝网拦起的彭州石化厂区外时,表情很肃穆。生长在成都,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个舒适地方的他,零六年听公务员朋友讲起成都辖区内的县级市彭州要建一个千万吨的石化项目,立刻心头一凉。
  「我做了许多年环保,也做过成都市政府里的一些规划,一看彭州石化的选址就知道糟糕了。」谭作人说:「成都的上风上水,再加上地震带,怎么能建这种巨型石化工程呢?」
  他向成都市政府、环保局谘询、反映过无数次,得到的回答却都无法让他满意。「这是彭州,川西扇形冲积平原的扇顶,四川最好的一块地,最大的蔬菜基地。旁边就是水源地沱江,地底是彭县―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带,距离四川大地震震中映秀和最宜居城市成都,都只有三十公里!」巨大的石化项目选址这里,甚至只对彭州人做短短十天的公示,成都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这让谭作人觉得荒唐又无奈。
  「这是他们的行事逻辑,从没改变。但我们要表达,如果不便示威,那就示弱。」谭作人举起手里的白纸,折�几下后展开,就是两道隐藏却深刻的「叉」。他号召成都市民和他一样,用「白色」来表达反对黑箱操作,白纸、白衣、白花、白面具、白口罩,都可以。他说,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不为什么,因为像�门那样『散步』,对成都来说太敏感。我们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他说的是五月四日,成都曾发生反对彭州石化的几百人和平「散步」事件,后来警方强势压制,数人被拘,对话空间反而更小。「我反对。」谭作人举着有打叉痕迹的白纸站在厂区前,表情肃穆。这个看上去很「行为艺术」的行动倡议,背后,是一如往常强势的利益集团和弱势的普通民众;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如同这张传达无数意义的白纸,正开始缓慢地重新定位。
  彭州石化是中石油在西南布局的重点工程之一。它位于成都彭州市军乐镇与隆丰镇之间的四川石化基地,包括八十万吨\年乙烯工程和一千万吨\年炼油工程,总占地面积六千亩(四平方公里),总投资约人民币三百八十亿元(约合五十五点六亿美元)。项目业主是中石油和四川省合资组建的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中石油占股份百分之七十五,成都石化占百分之二十五。预期项目二零一零年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五百四十六亿元,实现利税近一百亿元。
  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和四川省长蒋巨峰在基地合作协议上签了字。零七年八月,成达设计公司(原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完成的四川石化基地规划环评获国家环保总局审批。最终,彭州石化在国家发改委的核淮下一锤定音。
  这是四川工业史上单个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在战略上,它被定位为「中国实施重要能源战略布局和西部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从成彭(成都―彭州)高速公路下来,六车道、六十米宽、八公里长的「石油大道」已经显示巨型工程的派头。谭作人介绍说,这是二零零六年在基地还未通过发改委审批时,就已经投资一点二亿兴建的「迎宾」用路。「项目获批前,先搞前期工程,几个亿下去,先花钱,后办事,不办也得办,就是一套钓鱼模式!」令他愤懑的是,这套模式似乎屡试不爽。
  零八年四月,随着项目最终确立,民间的焦虑蔓延开来。彭州石化基地所在地处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距离彭州市区约五公里,距离成都市三十六点七公里,距离北川―映秀断裂带约二十五公里,距江油―都江堰断裂带约十公里。
  知情者透露,几年前,国家环保部的官员一看到这个项目的选址就笑了,伸出巴掌,展开手指向前,彭州的地理位置就好像是在手腕处,下游是众多支流河流与冲积平原。「怎么会选在这种地方?」在成都,众多学者与知识分子担心的也正是三样:空气、水、地震。当然,还有他们最珍爱的家乡,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宜居城市」的成都。
  空气污染威胁成都盆地
  「你在这里待几天就知道,成都盆地,风是静风,常年风向是偏北,废气进来容易出去难,彭州恰恰就在成都以北,上风的地方。」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艾南山解释。彭州北部有海拔四千米的龙门山脉主峰九峰山的阻隔,成都常年风向为东北、偏北风。
  四川地质学者范晓同意这个看法:「在常年静风的情况下,彭州石化产生的废气极易在成都平原盆地的上空聚集,在有风的情况下,由于成都主城区位于彭州石化的下风方向,也极易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
  针对舆论担心,石化基地的专家曾作出公开解释:「成都市常年主导风向为北北东向,该项目所在地不处于成都市的正上风方向。」在彭州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千万吨炼油项目环评报告简本中也提到:采用「CALPUFF模式」计算,结论是该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成都造成大的影响。
  但长期从事地质与环境科学研究,曾在政府石油部门任职工程师十年的自由学者陈文辉认为,关于北北东风向的解释过于避重就轻、以偏概全,「即便是这个风向,废气也是直接吹向与成都市区连成一片的温江城区,仍是大成都;何况五一二大地震后,风向已经不仅如此了,地质活动可能对气候有控制性影响。」
  陈文辉在详细阅读、分析了政府公布的项目环评简本后,写就三万六千多字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的科学与社会问题和风险研究》,仔细指出了环评报告中的每一点漏洞与科学问题。在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环评报告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并不适用于成都盆地,「成都静风频率高,低空扩散条件较差」,并不符合「CALPUFF模式」所假设的「非定常、非稳态」气象条件,所以计算结果是「出乎常理」的。
  劣五类沱江再添重负
  而在水污染方面,引起的担忧更多。彭州石化基地位于沱江上游的平原区,基地规划环评报告描述了整个工程的污染程度:「以当前国内排水先进水平估算,初估建成后每天排放废水约十二万吨,因此要求废水排放的受纳水体要有较大的稀释和自净能力。」然而,接受彭州石化全部污水排放的,是四川省目前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沱江。
  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是沿岸十几个城市的重要水源地,而如今,已经因为沿岸大大小小化工厂的污染,水质被列为「劣五类」的极限,生态几近崩溃。且不论国家《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水源地禁止建设任何工业企业――利益集团对法律法规的视若无睹,从今天中国的严重污染现状就可看出。单是奄奄一息的沱江水,还能否具有自净能力,去消化每天十几万吨的废水?
  范晓对此表示不可想象:「沱江本身已经面临严重的减排任务,彭州石化位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它的废水排放,将使沱江的水污染状况进一步加剧,甚至会污染相邻几个流域的地下水。」
  事实上,环评报告本身也承认:「纳污水体均为沱江,沱江目前已无环境承载力。要全面落实《沱江水污染防治规划》,沱江金堂段的环境承载力可得到满足。」陈文辉说:「这说明项目上马的先决条件是彭州石化项目和沱江污染治理项目必须同时进行,可是沱江尚未恢复环境承载力,石化项目已经在建设了。那么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无效,因为先决条件根本不成立。」
  然而对众多持有疑虑、却并没有专业知识的成都市民,基地专家在《成都日报》作出的公开解释完全回避了重点:「项目选址处于沱江水系,与成都所处的岷江水系分属不同水系,因此不会对成都的水环境造成影响。」
  在政府能源部门工作了十年,陈文辉深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就像这个环评报告的简本,你去解读它在技术背后的逻辑,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把重要的假设分散在整个内容文字中,尽量减少人们对各种假设的注意,把各种风险尽量遮掩起来,或干脆答非所问」。
  彭州石化可能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四月至五月,成都网民热烈讨论的重点。更令他们担心的是,以闲适生活着称的成都,很可能会因为千万吨的石化项目,以及随之而来更庞大的各种下游产业,整个城市的性质都会扭转,「宜居城市」变成「化工城」。
  「原先彭州石化的项目规划里是有三期工程的,总投资七百亿。第三期工程就是中下游产品生产项目。这一块在有环评压力时被砍掉了,但产能在那里摆着,等乙烯和炼油项目完工,下游产业一定还会起来。」专家介绍说。
  陈文辉曾在美国下海经商,最终仍然选择回到成都。「就是留恋这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他说:「成都要没有这些了,还有什么可吸引人的。」成都人的焦虑感随着讨论逐级提升,到五月四日,数百名市民上街「散步」,温和抗议。
  和二零零七年通过理性抗争赢得中国环保史上少见的双赢局面的�门PX事件类似,部分成都市民也效仿�门市民,发手机短信呼吁大家抵制,联络大家去「散步」。
  一条广泛传播的短信息是这样写的:「成都,我为你呼吸!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有和平而理性的表述方式:五月四日下午十五时至十七时,九眼桥与望江楼之间散步。无标语,无口号,不集会,不示威。一边呼吸成都的清净空气,一边真诚地祈祷:不要失去她,不要成为遗憾的回忆。」
  散步人数并不多,只有数百人,而且以本地文化人、知识分子为多。但小规模的事件仍受到成都警方强硬对待。五月十日,成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对无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言行,特别是利用四川石化项目编造、散布、炒作各种谣言的个别人予以处罚。其中,一人行政拘留十日;两人行政拘留五日;两人被处治安警告;另有涉及其它事务的异见者陈道军因「借四川石化项目之名,制造各种谣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
  许多成都人都说,若不是地震到来,事情很可能还要闹大。「当时抓人了,大家心里都挺悲壮的,还准备继续抗争。」一个「五四散步」的参与者说。这时,以映秀为震中,四川发生八点一级强震,艰难的抗震救灾打断了人们质疑彭州石化的声音。而亲见地震带来的剧烈破坏,也在他们心里增添了最重的一道疑虑。
  「是的,地震。」作为绿色江河NGO的创始人之一,谭作人带着志愿者在灾区一线来往无数次,亲眼见到彭州、什邡等地化工厂泄漏的严重情况,「项目邻区的什邡蓥华镇的宏达、银峰两大化工企业不仅遭受重创,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化学品泄漏,给周围环境带来严重危害与威胁」。这加剧了他对彭州石化的担心。
  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省经委披露的数据,全省二百一十五家化工企业受到重创。五月二十三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公开表示,有关部门已派专家到现场考察,重新评估备受关注的彭州石化项目,「如果评估结果认为彭州厂址的地质条件在特大地震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我部将根据专业评估结果和其它相关信息对彭州石化项目提出环保部门具体的要求」。
  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随后也表示:如果最终评估下来存在不可抗力,中石油将放弃这个项目。随后,根据媒体报道,来自中石油内部的专家小组对彭州石化项目进行复核。七月三十日,蒋洁敏在临时股东大会透露,该公司位于四川境内在建的彭州炼油厂并未受到五月份当地七点九级地震的影响。
  八月十日国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了地震安全性评价复核报告书,认为在项目区域和近场区无活动断裂带,在适当提高地震动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项目建设。这样的结论,让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虑的成都人更加难以接受。
  谭作人在十月底上交给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协的《公民意见书》中写道:「成都彭州石化项目区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具有六点零―六点五级强震的构造背景。因此,该项目选址,必须具有公正可信的项目区地震构造环境评价,工程场地地震条件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估。这些评估,不仅需要五一二龙门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资料,更需要对五一二震后地质变化及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勘测调查,并由中立机构论证评估。」
  艾南山教授也对彭州石化继续动工的决定连连叹气:「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多次提到,灾区重建时,地震带上不宜规划高危产业。彭州本身就是这次地震的二十个极重灾区之一。争取国家补助的时候,就是极重灾区,要上项目又不叫了。」
  在媒体眼睛都投向四川灾民过冬问题时,彭州石化静悄悄地重新开工,令持续关注它的专家和民间学者忧心忡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谭作人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
  他的做法,就是相当特别的「白色」号召。「你可以邀约白色传递链条的三位朋友上街去,每人只带一张A4的白纸。当你看到满街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白人链,一定也会激发你的创意。露白露出的,是你的爱乡之情。」
  「在成都市民的环境权利受到威胁,知情权、表达权受到选择性宣传导向的侵害,反对意见被压制,散步被处置,至今仍然缺乏与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意见沟通平台的情况下,让我们拿出成都创意,创造成都模式,彰显成都智能。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
  谭作人再三强调的是总原则:「既要表明态度,又要维护稳定。」「维护稳定」这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个中含义。谭作人当然明白。「和平保城」行动书一发出,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处」和「维稳处」的人就找到他了。这是公安系统里专管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机构,也是异议人士最常打交道的地方。
  「他们第一次来了八个人,穿制服的。他们跟我说,这一次我们叫你谭先生,下一次就不一定了。」谭作人笑着说:「我很冷静地跟他们沟通,告诉他们我的底线,我说我要用一个比写文章更有力量的办法,但也不是散步这样的方式。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的底线。结果下一次,他们来找我,就叫我谭老师了。」
  沟通尽管顺畅进行,但在这样严密的压力下,「和平保城」胎死腹中。几乎每一个可能发声的专家、学者,甚至只是非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接到过政府的「招呼」。「打招呼的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有单位,通过单位领导,单独找到你,跟你谈话,通常就不敢说话了。」谭作人说。
  �门模式能否复制
  二零零七年,�门市民通过一轮接一轮的理性表达、和平听证、与政府良性互动,最终迫使距离居民区仅三公里的海沧区PX化工项目迁址,被视作中国环保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很自然地,�门模式也成为许多同样面临着家门口边建污染厂的公民效仿的榜样。
  自�门之后,彭州石化项目、广州南沙石化项目、青岛大炼油项目、南京和台州PX项目也陆续遭遇到当地市民的异议。这看来是一个完美的互动模式,民间维护了权益,政府赢得了声誉。然而在彭州石化项目上,看来难以复制。
  一位不肯具名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说,�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冲突,「海沧区房地产开发商与海沧PX之间的矛盾,比民间呼声,更足以迫使项目最终迁址。但在中石油和地方政府共同持股的彭州石化,我们看不到这样内在冲突的力量」。
  艾南山认为:「我们把�门事件称为双赢。但政府未必这么看,事实上,他们可能把�门看作他们的失败。他们会汲取教训。」
  成都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匪话连篇」入选「德国之声」最佳中文博客提名。在四、五月全城热议彭州石化期间,他曾试图在博客里扮演网络推手的角色。但缺乏本地权威的化工专家发声,让他感觉无力。他曾在博客上发帖求助。还来不及进一步努力,他也受到了来自警方的压力,博客无法继续。
  如今,他仍然在持续关注彭州石化事件。冉云飞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知情权,你不光要告诉我们这个项目会带来多少就业,会给四川带来多少产能,也要告诉我们有哪些风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环评报告,需要根据最坏的结果来做。」
  �门PX公民环保运动所创造的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模式,能否在成都市民保卫自己城市的公民环保运动中取得成功,将考验中国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决心。

(原载:《亚洲周刊》二��八年第四十七期)

Saturday, December 13, 2008

武汉工厂大火引燃化学原料 灭火废水流入长江

 新华网武汉12月13日电(记者魏梦佳)13日凌晨,武汉一企业化学原料发生火灾,灭火中产生的部分消防废水流入长江支流巡司河。截至下午14时左右,事故未对长江武汉江段平湖门水厂造成影响。目前,环保部门正严密监控消防废水,防止造成次生环境污染。
 
记者从湖北省环保局了解到,凌晨3时许,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番息村的武汉远城科技发展公司生产车间化学原料突然着火。之后大火被扑灭,车间内的 3.2吨苯甲醛、1.4吨乙醛、7吨肉桂醛、0.6吨甲苯、0.6吨盐酸、0.4吨液碱等化学原料被全部烧毁。灭火产生500吨消防废水中的部分经通惠河流入长江支流巡司河。事故发生地点离长江口约为9公里。
 
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及武汉市环保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及时封堵公司排污口及周边沟渠,关闭巡司河解放桥闸、武泰闸两座节制闸,有效防止消防废水注入长江。

  截至13日14时左右,武汉市环境监测部门对巡司河入江口、平湖门水厂取水口及现场空气质量采样监测结果表明,现场及周边环境空气中均未检出苯、甲苯;平湖门水厂取水口甲苯、苯甲醛、乙醛未检出,事故对水厂未造成影响。

  截至记者发稿时,环境监察人员仍在现场及沿巡司河监测监控,排除环境污染隐患。

  苯甲醛、乙醛、甲苯均为有毒化学物质,对人体眼部、呼吸道等有一定刺激腐蚀作用,可引起头痛、支气管炎、眼结膜、头痛、呕吐、胸闷、四肢无力等症状。液碱和盐酸均具有强腐蚀作用,可致人体灼伤。

  延伸阅读:

  长江日报:经环保部门对现场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现场空气没有受到污染。据介绍,该化工厂存放的苯甲醛,是医药、香料等加工的原材料,其刺激作用不足以造成对人体的危害。

南风窗:三峡蓄水致库区民房普遍开裂 明年退水将更严峻

  本刊记者 田磊 发自重庆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
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 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 (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 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 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 "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 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 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企业污染导致儿童群体中毒//任华

2008年12月12日,世界人权日刚过,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三河村村民庄思亮、王园园、周建永等十六人,带着十名一岁至五岁的a中毒儿童,冲破地方政府重重关卡,进京向国家卫生部投诉,他们的诉求并未引起卫生部信访接待官员的重视。只是通知江苏驻京办工作人员强行把他们带离现场。=================================================================
庄思亮等二十六大人小孩被江苏驻京办工作人员安排在北京朝阳医院拊近的南天宾馆住宿。夜十一点多,从江苏邳州赶到的接访人员三十多人(有警察、政府官员、社会闲杂人员),冲进庄思亮等人的房间,对大人小孩大打出手,多人受伤。庄思亮等人遭绑架,下落不明,周建永受伤在朝阳医院抢救。=====================================================================
离运河镇三河村100米远,是江苏春兴胜科有色金属合金厂,这是一个污染严重的"霸王企业",2008年8月三河村大多数儿童检查血液铅超标,几十儿童中毒严重。但当地政府和企业不理不问,运河镇还非法给该企业提供50亩土地扩大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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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惨遭污染受害村民带着自己中毒的小孩,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做血液铅筛查,结果表明:在村里居住的儿童铅超标率达到100%,已查中毒儿童数已经过百。村民们于11月8日向地方三级政府提交了群体性铅中毒的报告和书面证据,但至今政府一直没有拿出合理的处理方案,也不给任何答复。===================村民们在政府冷血和上访维权不果的情况下,愤怒的受害村民推倒了企业的围墙。政府和企业也不示弱,集合大批警力和社会闲杂人员,手持铁棍赶到现场,由派出所所长罗少恒带头,对村民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市委领导也在场督战,最后村民用鲜血换来了23名中毒严重的儿童驻进徐州医院接受治疗,但更多的轻度中毒儿童政府置之不理,污染企业照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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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没有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关闭污染企业,安抚受害村民,及时治疗中毒儿童,而是派警力进村抓捕村民代表,阻止受害人进京上访。不让高层政府和外界知道事实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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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人联系方式:庄思亮15195485398,王园园15152003258,周建永1306353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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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8, 2008

【凤凰周刊】中国如何保护饮水安全

记者 邓飞 特约撰稿人 王琪
  云南的焦虑
  滇池没了,阳宗海也没了。
  知情人士称,云南党政高层对阳宗海污染事件异常愤怒。截止10月22日,云南对昆明、玉溪两市26名涉及阳宗海砷污染的相关政府官员实施行政问责,其中免职12人。玉溪市政府透过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而该次异常激烈的整饬背后是该省湖泊接连失守,直接危及到城市供水安全,高层需要敲打官员系统。
  昆明曾有高原水乡之称,除了城外的滇池,城内还有盘龙江、大观河、明通河、船房河等多条河流和翠湖、莲花池等小型湖泊。
  上世纪50年代,昆明160万人口尚可依靠地下水维持日常生计。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污染,
  80年代后期以来,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滇池每日向昆明城区供水数十万吨。但好景不长。上世纪80年代,昆明滇池流域西山、安宁、晋宁等工业重镇蓬勃发展,直接危机滇池。以1989年的数据为例,当年进入滇池的污染物包括化学耗氧量14837吨、总氮3695吨、总磷358吨。90年代后期以来,夏天的滇池经常爆发蓝藻危机。浓绿如油漆的滇池水,让人望而生畏。
  严重的富营养化、大量化工污染物的沉积令滇池变成一个积重难返的天然化粪池,无法继续为昆明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1993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为缓解滇池污染,开始谋求调取外围水源置换滇池水体。这个设想拉开了昆明向周边地区取水的宏大序幕。昆明开始了掌鸠河引水工程,并于2007年3月建成通水。
  但是,这个历时10年、投资近40亿的浩大工程,并不能为昆明带来一劳永逸的水源。随着昆明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人口大规模增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水资源的消耗,昆明的用水量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到2020年,掌鸠河工程供水能力将大幅萎缩,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这座曾经拥有"水城"之称的城市,不得不又开始寻觅新的水源,并将寻水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从金沙江虎跳峡调水入昆是其中的一个方案。设想中的引水渠道将途经大理、楚雄等地州,耗资巨大。除此之外,引水济昆的方案还包括将金沙江支流――牛栏江水拦截,引至昆明等一系列方案。
  有批评称,近在咫尺的水无法饮用,昆明总在不停地四处找水,然后将其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而距离昆明30公里的阳宗海一直是昆明市宜良县、玉溪市澄江县的水源地之一,也是昆明人继滇池之后的一个心灵家园。像其他湖泊一样,阳宗海也走完了"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鱼虾绝代"这一段故事。
  如今,云南对全球招标,试图得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将阳宗海恢复三类水质,专家们称该湖的地质结构等特点决定它的复生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008年9月,云南公布的一份最新的环境水质月报称,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除了早被污染的滇池外,阳宗海、星云湖、 杞麓湖三大湖泊水质已呈劣V类,属中度富营养化湖泊, 异龙湖因总氮污染,呈轻度富营养化。
危险的城市供水
  
  为水煎熬的城市不止是昆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称,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导致中国越来月多地区出现严重干旱。2005年底,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
  2008年7月,中国北方城市郑州准备投资13亿元向洛阳的陆浑水库调水,遭到民众广泛指责。郑州无法制止对西流湖的污染,昔日郑州的"大水缸"变成了一个臭水湖。郑州市水利部门对郑州市5条主要河道的7个河段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这些河道没有一处可以作为饮用水源。
  专家们称,水质污染加剧、突发水污染已经深刻危及中国城市供水安全,应令国家足够警惕。
  云南和河南是中国众多依赖江河湖泊来实现城市供水的省份之一,但这种靠天吃水的江河取水模式变得越来越脆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称,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导致中国越来越多地区出现严重干旱。2005年底,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2008年10月,湖南湘江水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位,确保用水供应成为了长沙市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去年此时的特大干旱令湘江枯竭,造成湖南8万多人饮水困难。
  除了季节性枯竭之外,这些江河基本上都在经受着巨大的污染――中国实现工业化以来,耗水巨大的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工业纷纷选择建立在长江、黄河、辽河、淮河等7大流域周边,持续污染该些江河。
  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持续不断报道各地江河污染的恶性案件。相关数据表明:从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每天2到3起。2005年,松花江污染令当时的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中央对官员的敲打未能阻止江河的继续污染。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 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用于灌溉。
  而当年水污染事故占到中国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2007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蓝藻接连暴发,被视为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的标志。同年,贵州省环保局发布《2006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贵州境内主要的8个湖(库)中绝大部分水质已经遭受严重污染,其中有三个水库是贵阳等中心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
  在缺乏江河的中国北方城市,地下水成为首选水源,执行"地下取水模式"。中国现在有400多个城市开采地下水,其中华北、西北城市利用地下水的比例分别高达72%和66%。
  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加剧对地下水的不合理开发,已经引发了地下水超采漏斗、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一系列问题。截止2006年,山东省沿海地区海咸水入侵总面积已达1173平方公里,受害土地面积达14.78万公顷。
  2006年7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警告说,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共26个大中城市的海河流域因为大范围超采地下水,已引发200多条地裂缝,其中最长的一条长达8公里。国家不得不收紧对地下水的开采,逐渐关闭采水井。
  此外,城市里的生活污水对地下水构成新一轮的污染。
  原环保总局提供2006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突出,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42.55%,在参加考量的595个城市中,有200个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
  2006 年,中国完成的最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显示,中国浅层地下水资源污染比较普遍,全国浅层地下水约有半数地区遭到一定程度污染。
  一些既无江河湖泊,又不能取得足够地下水的北方城市不得不转而寻求远程调水。 1981年8月,北京密云水库不能再向天津调水,面临水源断绝的天津不得不准备分批停产,甚至紧急疏散人口。中央政府派出一副总理坐镇协调,耗时两年历尽艰辛把滦河水引到天津。
  2002年,中国政府启动全球最庞大的水利工程,计划总投资5000亿元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
  有评论称,这种远程调水模式成本极其高昂,更需要中央政府强力协调组织,无法被其他一般缺乏城市效仿。
国家或可统筹水资源
  
  中国城市供水主要从地表的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然后在各自供水水厂实现一系列净化――先沉淀,通过一系列过滤网滤去较大的固体颗粒,再加入可以吸附水中其他颗粒的化学物,最后用氯杀死水中的致病微生物,最后分配家庭。
  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20世纪中叶,中国水体开始受到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化学污染,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属铅、汞、铬以及氰化物、氟化物、亚硝酸盐等无机物。但如今,工业污染排放、化肥农药等农业污染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污水形成的有机污染是饮用水最大的安全隐患。
  2005年上半年,建设部专项调查包括所有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的45个城市,发现这些城市水源都存在有机污染,污染比较严重的有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以及东北三省。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主要饮用水源均检测出上百种有机化合物:松花江吉林段测出317种,福建闽江100多种,武汉东湖102种,黄浦江更是达到700多种。而有机物在水中残留时间长,多数不易被降解,很多还是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
  中国的净水体系对无机物和有机物质的污染曾经一度视而不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鄂学礼说,中国目前90%的水厂无法对化学污染,诸如农药、杀虫剂、合成洗涤剂、重金属、各种有机和无机化合物及其他有害毒素进行深度处理。而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与慢性疾病显著相关,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中国媒体每个月都在讲述各地河流边上癌症者的痛苦故事。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是最基本的权利。2007年7月起,中国才开始实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水质检测指标增加了71项,其中48项是针对工业化对水的有机污染,诸如农药、环境激素和持久性化合物等。但来自建设部的消息称,仅对新标准列出的106项指标做一次全面的检测就需要花费2万多元。中国660多个设市城市的3000多家水厂中能完全执行106项检测的,"绝对不会超过10家;即使能检测42个强制项目的,也只有不到15%;另有约51%的企业更是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将新标准106项指标中的64项分列为非常规指标,交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决定该些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
  但水源的污染对一个地区的毁损显而易见,并妨碍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来拯救垂死的河流――2007年,湖南宣称投入174亿元治理湘江的化工污染。之前的多年,该省未能有效约束衡阳、株洲等沿岸化工企业对湘江肆意排放污水,导致湘江水质下降,无法为庞大的湘江流域城市群提供足够、安全的饮水。
  有环保部高层官员警告说,水资源恶化趋势远远比人们想象来得快。如果不能更有效治理,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里,可以发现中国正在筹集更巨大的力量来尝试解决饮水的问题。相关文件显示,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期间计划投入3000亿元来改造中国城市的污水处理体系提高水的循环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对净水的索取。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编制《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提出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复生态等一揽子计划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还将建立一整套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水量、供水水质和卫生监督监测体系,全过程监测饮用水安全。
  当年年底,中国启动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建立五大国家级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监测,为国家制定有效的干预对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水务属于公用事业,由政府定价的自来水价格始终偏低,有的城市甚至十年未上调过水价。自2008年4月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三部委相继暗示或将提高自来水价格,来筹集更多水务资金,并能提升民众的节水意识。
  相关专家认为,城市供水安全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保护水源,而江河湖泊则是中国城市最主要的城市水源,最后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保护好被工厂包围的江河湖,坚持饮用水源保护绝对优先的底线。
  有评论称,中国主要依靠牺牲水环境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即使后来耗费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却收效甚微,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中国长期形成的无偿或廉价的环境使用制度,导致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被"外部化",隐蔽了环境的真实成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为追求GDP不顾流域环境现状和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粗放发展,留下沉重的资源环境包袱,却要下任或下游地区为其埋单。
  中国环保部曾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实行"流域限批"。但该部门试图推行将经济增长捆绑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综合考评的绿色GDP遭到地方政府激烈抵抗,最后搁浅。
  云南媒体称,阳宗海流域涉及昆明、玉溪两市,宜良、呈贡、澄江3县行政区域,省水利厅设立有阳宗海管理处。"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体制弊端在这次污染事件中得到暴露,将促使决策层下决心解决"多头管理"体制,加快阳宗海周边地区区划调整。
  2005年,中国水网曾就吉林污染松花江导致哈尔滨停水事件呼吁国务院应该直接对重点流域设置流域管理机构或临时流域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域管理协调机制,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第一责任主体,具有在水资源和水环境领域监督、协调和检查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
  2007年,国家耗时10多年斥巨资治理的"三河三湖"又被重新污染。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当时直言中国流域"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分割治水管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持续恶化的水污染,应该尽快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流域污染防治机制和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而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张寿全在2008年提交议案,建议国家在水利部的基础上成立"水务部",使涉水的事务在某一方面做到统一管理,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水资源管理的各种壁垒,最后建立水源―配水―治水―供水一线的水务管理模式。
  评论说,就在多方谋划如何保护水源的争论中,水污染这条狗又突然跑出来,咬国家一口。
  锦业公司多年来纳税1100多万元,但它却令云南损失惨重――这一个得不偿失显然令人懊恼。省委书记白恩培说"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上看,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发展,这笔账非常不划算"。
  在互联网上,阳宗海砷污染事件被描述是一个人透支健康埋头赚钱,后来又不得不拿出钱来治疗伤病,人和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由此真正被珍视。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称,阳宗海污染事件是一个以牺牲环境、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个别企业利益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官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教材。
  10月28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检查落实《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时称,如果不能让民众喝上干净水,再高的GDP也不算科学发展。
  云南已经在全省开展了一次专题案例教育。阳宗海用来帮助该省官员学会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悲剧再度上演,或可被中国其他地区引以为鉴。

因附件工厂排毒致多名小学生病危

作者:被黑暗震撼的人   提交日期:2008-12-1 19:17:46
编者按:在北京生活,已经很少接触社会黑暗的一面,而远离北京远离城市的人们,面临的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一个黑洞洞的烟囱,无情的吞食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四年级小学生袁*确诊为中毒性脑膜炎,七年级女生付**呕吐、头痛住进县医院,七年级男生祁**全身发抖手脚行动障碍,五年级男生孙**几乎被诊为白血病,五年级男生林**被确诊为空气污染造成的气管炎,九年级学生刘**长时间抽搐、呼吸困难、脑神经缺氧,经抢救仅能行走走十几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得如此残破脆弱,一个个还未绽放的祖国花朵已枯萎凋零,当伟大的地方官员将这些归罪于学校"食物中毒",而自个却悄悄搬家远离污染源的时候,当孩子的父母为此悲厥而留下血泪的时候,我血液在沸腾,而大脑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原来世界如此无助……
    
    我是从该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觉得我走出山区,在北京工作,有能力帮助乡亲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收到下面的求助信,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组,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下面是老师给发来的求助信原文,语言很苍白,但事实却如此鲜活:
    
    谁来救救学校,谁来救救学生
    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九年还嶂蒲W湓谡偶矣诱虼蠼值亩妫灿?3个教学班,一千多名学生,七十多名教职工。新建的四层教学大楼,宽敞整洁。教学设施很好,刚刚通过省普九提高的验收。由于教学质量好,周围乡镇的学生都想方设法到这里来读书。学校本来可以变得更好,可这一切都因为距离学校约1公里的建平县大丰玉米芯制品有限公司的建成而彻底改变了。
    2008年5月,在建平县张家营子镇附近,一家名为"大丰玉米芯制品有限公司"的厂子开工了,这个工厂用玉米芯与硫酸反应,生产一种叫糠醛的化工产品。工厂的北面500多米是张家营子镇北山小学,南面1000余米处是张家营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有1000余名学生。
    工厂开工后,每天都放出难闻的气味,酸酸的,周围的人家都关门闭户,不开窗户,因为闻了这气味会让人头晕、呕吐。5月末,北山小学有二十多名学生出现呕吐、头晕、腹泻等症状,但病情较轻,一天就好了。6月4日,一场小雨过后,北风吹来,位于工厂南部的张家营子中学(当时还未合校,小学生还没搬过来)有四十多名学生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这时,师生们一致认为是工厂排出的废气造成的,周围的老百姓也都这么认为。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学生的病情较轻,也就不了了之。
    9月22日那天,同样的情形在张家营子学校又发生了一次,也有40多名学生发病。
    10月17日晚,有很多学生肚子疼、头晕、呕吐、腹泻、高烧。18日早,各班晨检,全校有五十五人发病,学校请示县教育局后,紧急放假,有病的学生,让家长来接,当时,镇上的诊所和医院都挤满了患病学生和前来照顾学生的家长。18日下午,县教育局、防控中心、卫生局等部门领导都来到学校开会。当晚的8点,县领导说:基本排除食物和水的污染。
    18日晚,有4名病重的学生到县医院急救,到20日上午,去县医院就诊的学生达60多人。 20日下午,家长们去县政府讨说法。第二天,副县长答复说是学校宿舍里的水有大肠杆菌。家长们都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学生根本不在学校吃住,怎么可能去喝宿舍里的水呢?再说,病情也不像肠炎,县医院医生把所有学生血、尿的化验单都藏起来,不让家长看。但通过为患病学生所用药品的名称看,家长们都知道是解毒的药。到10月21日,发病人数也上升到166人。
    10月24日,医院不给患病学生用药,镇政府、各村都派人来动员学生出院。可是孩子们的病根本没好,有的还在高烧,有的在呕吐。医院也不管。无奈之下,患病学生只好出院,纷纷去外地医院看病,结果大多是血液中白细胞减少,转氨酶过高,尿液里有红细胞。
    在张家营子学校内,22日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把孩子接走,或在家休养,或出外就医,一时间人心惶惶。23日教育局指令教师到各村发公开信,声称此事与玉米芯厂无关,是校内桶里的水污染造成的,但公开信上却没有一个公章。在动员学生返校未果后,学校老师受政府指派,承诺给玉米芯厂停产后,病情较轻及健康学生才在27日回校上课。
    27日学校正常上课后,仍有100多名学生因病不能上学,有30多人上学后,病情反复,又出现呕吐、头痛、手脚发抖等症状。其中一名叫袁*的四年级小学生非常严重,去外地医院被确诊为中毒性脑膜炎,一名叫付**的七年级女生三次反复,又住进县医院,一名叫祁** 的七年级男生多次反复后,全身发抖,手脚不好使,已去沈阳看病。一名叫孙**的五年级男孩到沈阳医科大附属医院治病,白血球少了2000,几乎被诊为白血病,后来家长说明情况,按中毒治疗,病情好转。五年四班学生林**,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被确诊为空气污染造成的气管炎。最严重的是九年三班学生刘**,他在县医院时就多次长时间抽搐,呼吸困难,到沈阳检查,说是脑神经缺氧,好转后,只上一天学,病情反复,还是呼吸困难,抽搐不止,到县医院后转氨酶只升不降。无奈,只好转院到北京307医院。当时,刘立伟已经病危,经抢救、治疗七天后,才仅仅能走十几步远,而且一侧的手和脚都不好使,像老年人中风后的症状,刘**在307医院做了毒检,但未能具体检测出是中了什么毒,只能说是空气污染造成的。
    在校上学和学生也每天提心吊胆,不能安心学习,很多学生怕中毒,只能中途辍学。
    11月2日晚,辽宁都市频道新北方节目对中毒事件进行了曝光,明确指出糠醛污染的严重性,但政府对此事无动于衷,还说是水污染,家长们去找镇政府,镇长、书记们都躲了起来。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的病没有好,在四处求医。而暂时停工玉米芯厂已经于11月28日重新开工,,还出来说要告"新北方"节目。他们如此张狂,真让人感到无处申冤。
    直到如今,在校的学生们都无法安心学习,难道一个无环评手续、正处在试生产阶段的化工厂就要挤垮一个一千多学生的学校?夺去一千多个学生求学、成长的权利吗?一旦工厂再开工,那不仅是空气污染,更严重的是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了,周围的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Wednesday, December 3, 2008

杀死阳宗海

 记者  邓飞(文/图) 特约撰稿人 王琪
 
    花丛中,一个女人袒露着光洁的背部,眺望远处一片蔚蓝的海。从昆明到石林的公路上,柏联温泉SPR酒店挂了很多广告,努力诠释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站在最高的凹子山上,宜良县大营村村民指着群山环绕的一汪湖水说,"那就是海":冒着浓烟的电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高尔夫球场别墅群、杂乱的小镇,卡车在湖边马路上轰轰驰过。阳宗海则像一块碧玉嵌在其中。
    政府在树上、墙上贴了许多告示――禁止饮用阳宗海水,禁止用阳宗海的水游泳和洗浴,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生产品。
一份制作于9月16日的检测显示,阳宗海的砷浓度值高达0.128毫克/升。有媒体称按照上述检测结果计算,蓄水量为6.04亿立方米的阳宗海含砷总量高达70余吨。
中国最美丽的高原湖变成一个恐怖的"砒霜湖"。
    她的容颜令人惊艳,她的命运却令人嘘叹,如同人世间陨落的红颜――被无数人垂涎。在一个发展至上的糟糕时代,她被无休止掠夺、掠夺,直到死去。

乡村的旅游业
1994年下半年,一个叫徐福英的昆明女人来到大营村,成为诸多投资大军中的一员。
村庄早已喧哗。三年前,宜良县五套班子决定开发阳宗海。阳宗海古称"大泽"、奕休湖,明朝时又称明湖。据史料记载,南诏大理国时期设三十七部,明湖一带为强宗部,南宁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设强宗千户所。后强宗讹为阳宗,故名阳宗海。
   阳宗海是一个成湖较晚的幼年湖,其湖岸平直,湖底坡度大,湖水深,湖边沉积物粗大。湖底凹凸不平,有岩洞暗礁,水色碧绿,透明度高,为淡水湖。湖边曾是大片肥沃稻田,一年的水稻两年都吃不完。村民还可以捕捞湖里鲤鱼、青鱼、白鱼、杆鱼等十余种鱼类,半农半渔帮助村民生活富足。
1992年,县政府一共征收了大营村、施家嘴村和另一个村187.1亩土地,投入373万元建设海滨游乐场。一圈围墙,将海滨娱乐场和村庄隔离开来。本省和外省人开着豪华轿车蜂拥而至,两个月下来收入80万元。阳宗海的美丽和丰厚的投资回报激发无数投资者勃勃激情。
10月,宜良县建立阳宗海度假区管委会,县长柴春智亲任主任,并制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暂行规定》,试图进一步吸纳投资。不久,阳宗海旅游度假区获批成为云南第一个省级度假区。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所有的人都想到阳宗海淘金。"宜良县一匿名人士称,新加坡一公司得到7560亩土地,建造两块球场和配套的四星级花园大酒店。一个香港公司投资8000万元,在湖里填了100多万立方米土石造地。
县武装部拿出枪支弹药和400万元在海边建了一个射击场。
     猛增的游客令村民们惊喜――他们轻易卖出更多蔬菜、玉米、猪肉和牛干巴。在巨大的食物需求面前,传统的乡村生产模式变得迂腐过时,一些村民利用网箱在湖里养鱼,一度发展到2000亩,还有村民在湖边湿地上种植水稻或者办起鸡鸭养殖场。
徐福英投入700多万元建造了一艘"海王号"游轮,她的本意是做一个豪华的高档餐厅。1995年,她在游轮上接待了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李嘉廷。 徐后来对检察官供认说,李对她表现了罕见的热情,主动索要电话号码,还反复叮嘱:"小徐,你有什么事就到我的家里找我"。
在李的妻子出差的一天,徐去了李家,成为李的情人。
省长的女人开始在她的游轮上隔出若干个小标间,据称一天房费400元。游客们可以公然豪赌,还可以享受色情服务。村民经常看见一群群浓妆艳抹的女子被汽艇送上游船。县长柴春智则为了结交省长李嘉庭,对徐的行为视而不见,还借给徐500多万元财政资金。
徐福英的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人效仿。海滨娱乐场公然推行色情业和赌博业,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外之地,村民发现大量避孕套飘浮在靠岸的水域,一层一层。
大营村的兴起带动了邻近汤池镇的发展。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汤池镇很快成为面向大众的色情小镇――当地人介绍说,最鼎盛的时候,有几千名性工作者云集,还有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子,令各地游客流连忘返。
1995年,汤池镇的旅游项目税收达到2000万,如果加上政策减免的2000万,汤池镇当年旅游总税收达4000万元左右。
越来越多的游客推动着这个小镇急剧扩张,修路盖房导致建筑材料供不应求,村民们在湖边山上开起了众多的采石场。
1994年,昆明一个公司在阳宗海边圈地,他们在公路的北边一座山上挖走约50多万方土填海,至少填出16.2亩的土地,最后修建成现在的柏联SPA温泉大酒店。
村民称,当年的村干部带着村民填了一片海,后来卖给了柏联。村民们还曾为了那笔下落不明的"卖地款"上访,但官员裁判海不是任何人的,填海产生的土地不属于村民集体所有。
一些村民还发现在家里养几个小姐比做什么都要划算――可以不干活却赚很多钱,像父辈们放养鸬鹚一样。
  
澄江的化工厂
  
阳宗海处在宜良、呈贡、澄江3县辖区内。在徐福英走进大营村的那一年,阳宗海西南端,澄江县谭葛营村也来了一群人,被镇上官员领着,说想要在村里开一个化肥厂。
和大营村相较,谭葛营村也是一块"风水宝地――-背靠滇中第一高峰梁王山,面向阳宗海。老村支书谭铁红说,1988年,该村年人均收入142元,相当当年云南人均收入,俨然是澄江县的首富村。
投资商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保证招聘当地村民,薪水不菲,村民还可以对工厂"投资",年底再分红。
如果不考虑污染问题,阳宗海的周边显然适合发展化工产业。《宜良县志》记载,1955年5月,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国,途径阳宗海小憩,盛赞阳宗海是"高原明珠",同时又鼓励建立电厂加快当地建设。
一个火电厂迅速出现在湖边。
有了充足的电力支持,阳宗海可以提供工厂的大量用水,谭葛营村17公里范围内富藏高品位的磷矿,玉溪市澄江县被勘探埋藏6亿吨以上的磷矿,足以帮助磷肥厂发展迅猛。
最后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同意引进工厂。1994年年底,谭葛营村提供湖边一块洼地开始建厂。一年半后,工厂投入生产。它最初名叫澄江磷肥厂,是澄江县阳宗镇集体企业。次年被一个叫李大宏的人承包。
因为提供土地,村民们每人分得数几千元。帮助工厂基建的村民每天可以获取30元报酬。工厂建成后,村民们每人又分到数千元,"也可以不用干活了"。
   令村民们追悔莫及的是这个工厂冒出的刺鼻气体令人头晕、胸闷。2000年,工厂扩大规模,烟囱变成了两根,烟尘越来越浓。
1998年以来,谭葛营村一直为玉溪卷烟厂提供烟叶,但落了化工厂烟尘的烟叶一经烘烤,就变成了黑色,没法卖出好价钱。村民们不得不转而种植毛豆、土豆等。
2001年5月,澄江磷肥厂转为李大宏的个人独资企业。2005年3月,该厂更名为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公司(下称锦业公司)生产磷酸钙和磷酸一胺两种化肥。厂方在一块石头上刻上公司的名字,并树立了一个金色的瓶状雕塑。
村民们向县、市和省级环保部门投诉,引来玉溪市、澄江县环保局对锦业公司的多次整改通知,并处罚15次,累计罚款71.39万元。
锦业公司也被明确指出存在未批先建、违法排污、环保设施不到位等多项违法行为,但令村民惊奇的是,磷肥厂总能一次次化险为夷,阵阵浓烟继续飘荡村庄。
乡村对化肥的刚性需求推动锦业公司在一片指责声中快速发展。1996年,锦业公司产值只有200多万元,2006年为4889万元,而2007超过1.6亿元。2008年上半年超过了1.5亿元。
而从2005年到今年6月,锦业公司上交税金1162万元,6次受到市、县政府表彰奖励,还被授予澄江县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
锦业公司俨然是在澄江县一颗耀眼的"工业新星",村民们开始无奈接受现实。
2008年春节,政府给村民李金保家每人发放了200元过节费,要求李家必须种植烟叶支持该市烟草业。李又种了两亩,产出300多公斤烟叶,烘烤后仍是颜色发黑,卖得1000多元,和成本和工时费相差无几。

                柔软的污水厂
村民们还记得,1950年代,阳宗海非常清澈,浅水区水下是那种黑黑的细沙,拼命在水里面搅,搅起来的黑沙看起来把水搞浑了,但是只要你游出十来米转身一看,水已经清了。
1958年建起的阳宗海电厂直接把煤灰冲到海里。到60年代的时候,电厂附近的一片海域开始发黑。《宜良县志》显示1988年,该厂每天向阳宗海排放废水1万吨。
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工厂和建筑出现在阳宗海的周边。
春城湖畔度假村一直被批评污染阳宗海――一高尔夫球场为了使人工种植的草坪不长杂草、保持新绿,还要大量喷洒化肥、农药,如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等,所需的化学用品可多达几十种,所使用的药量高达农业用药的7倍。
一名原球场司机说,他曾试图带回剪下的青草喂养草鱼,被绿化部的人制止,称这些青草会毒死鱼或者其他牲口,只到送到化粪池发酵,作为林木肥料。这些药剂很轻易被雨水冲刷,流向阳宗海。
柏联SPR温泉酒店当时每天也有数以百吨的生活废水直排阳宗海。
阳宗海边上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云南的重点纳税大户之一,得到了大片山地,被村民指认一度向阳宗海排放如同啤酒白沫的工业废水。至今,该公司修建了一个连接阳宗海的的排水涵洞,洞口高、宽均超过两米。
形形色色的各类物质源源不断进入阳宗海,一度令当地人瞠目结舌。村民王学文说,他们出海打鱼曾在湖面上看到过成片的粪便。每到开春的时候,原来沉淀在湖底的粪便漂起来,黄澄澄,面积几十亩,厚的地方大约一公分。渔民要找个洗手的地方,必须到风口上去。
如果没有大风,这些粪便会一直在海面上漂,春天过后又沉下去,下一年的春天又浮起来。
阳宗海是一个受制降雨的湖泊,雨水多,海水就多。流经汤池镇凤鸣村的摆衣河是主要的外来水源,水量不大,无法有效改善阳宗海水质。
1997年,阳宗海多次爆发大面积蓝藻,水质骤然下降到四类。宜良县环保局开始取缔了湖内的网箱、机动船、畜禽养殖场和采石场,并植树造林和禁止新建有污染的企业。
湖水的污染令阳宗海旅游由热到冷。1999年,汤池镇的旅游税收一下跌到了200多万元。 
4年后,环保部门宣称阳宗海水质回归二类水标准,全湖由中营养状态好转为贫营养状态,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
  2004年初,云南投资2347万元在阳宗海边建起了一个污水处理厂,通过一条15公里长的管道收集污水,送处理厂统一处理。
新华社称在以滇池为代表的云南9大高原湖泊一半以上污染严重,滇池、星云湖、杞麓湖等湖泊的富营养化重病屡治不愈的情况下,应该细细探究阳宗海水质治理经验。 国家环保总局对阳宗海的治理给予高度评价,称在湖泊治理史上是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
事实上,阳宗海污水处理厂并未根本改变阳宗海的危险处境,而污水厂如今也是丑闻缠身。
2008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西南环保督察中心发现该厂存在管里体制不符合要求、运行记录与实际不符,运行不正常等问题。随后,云南省环境监察总队通报该污水处理厂运行记录不属实,弄虚作假,部分污染治理设施未运行等问题。
阳宗海污水处理厂的上级单位――宜良县排水公司经理袁德斌抱怨说,该厂主要处理柏联SPA温泉、阳宗海电厂、春城湖畔度假村、云南凤鸣磷肥厂4家临海大企业的生活污水。而由于当地政府资金不足,包括汤池镇的沿岸集镇的生活污水一直未能进入污水管网完成污水处理。
宜良政府认为污水厂可以通过收取污水处理费存活,"不再给一分钱"。而该厂一年运行要50万元,而每年只能收费20万元。"机器一开就烧钱,能不开就不开",所以,污水处理厂每半月才进行一次脱泥工艺。
柏联SPR温泉酒店一陈姓副总称他们每年支付污水处理费几十万元,这令处理厂很生气,他们说酒店为了节约开支,只肯每月支付1万元处理费。污水处理厂决定要求酒店明年一定装上污水计量器,然后按吨收费。
"我们不管排到阳宗海的的工业废水"袁说。事实上,他们连进入管网的生活污水都无法进行较好处理――由于污水浓度较低,污水的净化效果只能达到60%。污水处理厂自己都认为不能排进阳宗海,于是转而排入汤池河,进入南盘江,流经贵州和两广注入南海。
10月22日下午,污水处理厂来了一支人大代表来调查阳宗海污染问题,前后不到半小时。
约20多名人大代表走出大楼好奇围观机器手一上一下捞出悬浮物,领队大喊一声,走啦。有一个代表想爬上处理池去看看,被领队喊住,"要走了,不要看了"。
代表们的车停靠在三百多米外的永祥山庄里。
领队拒绝了记者的询问,说,你们不要问我们,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一个年轻的代表追上来抱怨,都是你们媒体把事搞大了,阳宗海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嘛?
11月7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称,城镇污水处理收集管网不足是严重制约中国污水处理的主因,财政部将对除沿海发达省市之外的22个省区市进行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财政补贴,每公里将被奖励20万元。
  这个边远污水厂可能因为搭上国家的顺风车,而改善状况。
 
                        最后一刀
"如果不是澄江的锦业公司,就不会搞出这么多事情"宜良县汤池镇一名干部在电话里愤愤说。
本来,一切看上去本来都不错。
到2008年,春城湖畔度假村已经拥有一个五星级度假酒店,两个18洞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三个高级西欧度假别墅区,被评选为亚洲最佳。多年以后,柏联SPR温泉酒店可以娴熟打造天人合一的环境,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06年赢得"中国最佳休闲度假酒店",也被称为亚洲最佳。
2005年,锦业公司申请上马一条磷酸一铵生产线,环保部门认为用硫酸分解磷矿石制取磷酸必然就会产生磷石膏等副产品,而磷石膏中所含砷、氟化物、游离磷酸、P2O5、磷酸盐等杂质势必造成大气、水系及土壤的污染,长时间接触磷石膏的人可能导致病变或者死亡。
环保局要求修建具有防渗漏、防流失、防扬尘功能的磷石膏渣场,但锦业公司没有修建就径直开工,磷石膏渣一直被堆积在工厂边上的一块洼地里,堆积成山。
宜良县环保局称,祸根在两年之前已经埋下,他们发现了澄江县境内很多农民从渣山搬走这些矿渣,堆满田头,以便在农忙时将其撒入泥土中当磷肥使用。
 据称,2006年,宜良县委、县政府、环保局多次打报告到省市各级部门,也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批示。但因为澄江归属玉溪市,对宜良的提议可以不予理睬,"最终由于执行力度问题,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湖边仍堆积着大量磷石膏。
2007年.玉溪市环保局将锦业公司列为市级挂牌督办项目,该公司在厂区刷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的白色标语以示配合。4月,该厂68名员工慢性砷中毒,李动用关系进行疏通医院,平息了这场危机。
2008年6月初,澄江县环保局发现阳宗海砷含量超标,省环保局发现只有锦业公司的生产环节中才能产生砷。6月27日,环保局勒令锦业停工,罚款10万元。事实上,该厂当月又有36名员工接受砷过敏治疗
不幸的是,6月28日凌晨,一场暴雨冲击未有遮挡的数十万吨磷石膏渣堆,有相当部分矿渣被冲入湖中,导致全湖的砷浓度严重超标。而这一信息被昆明市环保局设在湖边的一个自动检测站捕捉,并紧急上报云南省环保局。
当天下午,省环保局九大湖泊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昆明市、澄江县、宜良县、呈贡县等环湖县市,要求立即对湖水污染事故做出反应。
锦业公司对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2008年7月,该公司紧急填埋了一个向阳宗海严重渗漏含砷废水的循环池。
9月17日,云南省环保局对阳宗海周边和入湖河道沿岸企业进行紧急检查,发现临湖包括春城湖畔旅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柏联SPA温泉酒店等8家企业有不同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并确定锦业公司是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来源。
环保部门很快进一步固定锦业公司诸多"罪证"――
该公司的进厂原料含砷量高,原料中的砷在制酸过程中进入循环水。生产时,每天有38902立方米砷浓度为0.296―130毫克/升的含砷废水循环使用。由于该公司将未作任何防渗处理的天然水池用作循环池,导致渗漏隐患严重。其中,渣场外溢水砷浓度高达19.719毫克/升。
此外,该公司制酸工艺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酸泥、锌焙烧电尘灰、锌焙尘均含砷。
"简而言之,锦业公司是一个巨大的制砷工厂"宜良县环保局一工作人员说。
10月21日,《凤凰周刊》在锦业公司看见清洗矿石原料后的污水蓄积在三个未经任何防渗处理的池塘里。池内污水经年累月,浓绿如油漆,散发着一股不可名状的腥臭味。
那些磷石膏渣仍被露天堆积 。污染事件爆发后,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环保等部门组织人员运来大量黑色硬塑料将其覆盖。
玉溪市环保局官员指责锦业公司对环保问题总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甚至还说买不到需要的材料。"对交罚款倒是积极,罚个10万块钱对他们根本不算什么!"
讽刺的是,该公司员工私下反驳说,环保局的只想收钱,收了钱就不管,下次又可以再来收。
砷事件后,澄江县官员感慨世事无常――该县天帽山凭借世界级的动物化石群入选全国首批A级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县政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帽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而该县另一纳税大户却深入公园核心区边缘大肆开采磷矿,严重威胁动物化石群。是保护世界化石宝库还是开采磷矿,同样令当地政府部门难以抉择。

                     关于阳宗海的更大计划
70多吨砷,令很多人椎心顿足。
1997年的阳宗海污染重创当地旅游业。此外,对黄赌毒的无数怒骂和举报像潮水一样涌到了云南和中央,令海滨游乐场走下坡路,最后变成一堆残垣断壁。2000年,李嘉庭落马,徐福英和柴春智等一干人马因为不同指控也被送进监狱。
汤池镇萧条清冷,少有外地人光顾,路灯散发着红紫相间的昏暗光芒。街上练歌房里传出奇怪的喊叫声,司机皱眉说,"那是村民在自娱自乐"。
知情人称,邻县澄江的一系列运作令宜良负责人坐立不安――开发商在云南另一颗高原明珠、澄江抚仙湖东北岸占地450亩盖起了大片超五星级度假公寓,昆明街道上到处挂满"我期待日出,我期待涛声"的蓝色广告牌,鼓舞富人们去购买。
宜良县决定再次举起阳宗海的大旗,提出实现旅游"二次创业",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通过五年努力,初步建成世界级休闲旅游度假胜地、云南省重要旅游目的地。到2012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旅游收入超过4亿元。
2006年,宜良县投入6000万元完成对阳宗海片区烂尾楼进行拆除和环境综合整治,并伸向了更广阔的临海区域。
凹子山位于阳宗海西北岸,植被丰茂,将阳宗海风光尽收眼底。2006年10月,宜良县国土资源局将这座山2370余亩土地分割成三块,在同一天与汤池镇三营村委会大营村民小组签定了三份征地协议。
有批评称,宜良县政府把凹子山化整为零征收、出售,可以规避向国土资源部申报的法定程序。大营村1000余人口获得800多万元的征地补偿,而政府倒卖凹子山则获益甚巨――坊间传闻说,宜良县政府作价1.4亿元将凹子山转让给佳达利公司,由该公司投资20亿元打造高档会所。
大营村村民担心,凹子山被开发成别墅区后,将加剧阳宗海的污染。但在政府看来,凹子山项目将使阳宗海成为云南省最高端、最集中、最有影响、最有规模的景区,而且对周边乃至整个宜良的开发所形成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政府重新开发阳宗海的背后是众多房产巨鳄的众多推手。随着中国房产市场的持续火爆,各路资本也盯住了中国最美丽的高原湖,并打响了一场土地争夺战。
柏联集团说,他们谋划在未来5年进行二期、三期整体开发,将阳宗海打造成亚洲第一的康体休闲度假小镇。如今,该项目的二期项目已经完成,一副总介绍说一个庭院的房价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与温泉酒店隔湖相望的春城湖畔度假村不断扩张,正在刨开山体扩建第三期别墅。一职员介绍说,现在高尔夫球场主打的就是经营别墅,现在里面的别墅最便宜的一套也需要200万以上。
最新来到宜良的一个香港人得到了汤池镇以南、澄江县以北的阳宗海东岸203公顷的地块,准备建设昆明云岭山生态旅游运动中心。
一个更大的项目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宜良政府帮助来自深圳的华侨城集团用了3个多月在阳宗海湖畔盘下了1万亩土地。2007年7月,华侨城完成了奠基仪式,声称打造一个生态旅游小镇。如无意外的话,他们将造出如同深圳东海岸一样的高档别墅向全球发售。
就连生产化肥的锦业公司也曾想在阳宗海湖畔成立一个"华商论坛",分得一小杯羹。
与阳宗海相关的一切看起来前程似锦,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之欢欣鼓舞。
2008年2月,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阳宗海调研时强调,一切开发建设要以保护阳宗海水质为前提,绝不能让阳宗海变成"第二个滇池"。 仇强调说,阳宗海能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游客正是因为水。如果把阳宗海的水污染了,开发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巧合的是,仇一语成谶。

2008年9月24日,宜良政府在县城一家酒店组织拍卖原海滨游乐场的那一片土地,最后流拍。
显而易见的是,阳宗海的砷污染令投资者心生不安,没有人能说出阳宗海到底多少年才能起死回生。政府的"二次开发"看起来不妙,村民们开始满心欢喜在砖石堆上见缝插针种上了青菜和玉米,"能收多少就算多少"。
大营村现任村民小组长王光荣说,阳宗海的第一次开发,给村民带来的是贫穷、屈辱和债务――大营村当年用土地入股海滨娱乐场,早已不能拿到分红。2000年起,大营村人开始依靠村民小组从信用社贷款发放每年每人1000元的口粮款,每年需要贷款100万。
站在凹子山上,村民们或坐或站追忆往事。他们说以前有一种叫"老河鸭"的大野鸭,它们成群结队的站在海边的石头上嬉戏,在海边的草丛、岩缝里筑巢下蛋。冬天的时候,还会有一群群的海鸥飞来过冬,但今年都没有了。
秋风萧瑟,阳光却明亮温暖,那一汪水安睡山间。还是当年的容颜,只是一切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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