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29, 2009

《公民社会评论》:别把失业农民工当不稳定因素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别把失业农民工当不稳定因素

――于建嵘访谈录

/魏甫华【深圳】 来源:《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据统计,中国失业农民工已达2000万。这么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影响,众说纷纭。为此,作者对于建嵘做了两次采访。于建嵘长期跟踪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变化,很多时候跟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可能是国内农民工朋友最多的学者之一。在他浓厚的湖南口音叙述中,我们对农民工群体有了更多带着体温的理解。

 

不能把农民工群体笼统地看成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历来是农民革命最盛行的国家。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稳定很可能是严重威胁。你是怎么判断的?

于建嵘:农民工问题显然跟社会稳定有关,但它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因素。硬要把革命理论移植到农民工身上,我认为不仅是对农民工问题缺乏认识,而且会因此误导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判断,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农民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他们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我们对农民工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正确的判断。不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研究的前提下,就把农民工群体笼统地看成是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你的意思是农民工群体千差万别,农民工问题也千差万别。

于建嵘:你讲得对。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就在她的工人研究著作中,提出过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出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政治呢?这样,我们就要把农民工群体分开来看。

我提出过实际上存在着六种农民工群体,其中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进了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可分为有工作的,或者没有工作的;有生活来源或者没有生活来源的。第二大类是回去了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回去后,实际上已经离开农民工身份了,他就是农民了。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是对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第三大类是从城市回去之后,以前的地没了,也暂时没有其它工作可做。这种类型,可以叫做失业农民。但这种类型的失业农民还是可以回去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地了,但还有自己住的地方,还可以融入到乡村环境里,只不过他们的身份从农民工变成了失业的农民。

我强调区分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了解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存在不同的需求。

 

失业农民工是生存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魏甫华:既然不同的农民工群体有不同的政治,那么能否谈谈如何精确把握他们?虽然目前似乎有一个2000万左右的基本数量概念,但他们的面貌还是模糊不清的。

于建嵘: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失业农民工这个概念。农民工之所以叫农民工,指的是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里去务工,他的政治身份是农民。那么,他回到家里,不去务工了,还算不算农民工?如果不算农民工,那也就不叫失业农民工了,我们可以叫他是失业农民。这个区别前面已经谈到了。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呢?我认为,那些已经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法出来了,没有重新回到农村,或者说他已经回去了,但找不到工作,这就可以从失业农民工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个群体才是我们目前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

至于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失业农民工会带来社会崩溃?我认为还不会,它带来的可能主要还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抢劫等犯罪行为会增加,可能对各级政府的社会管治能力提出挑战,但他们组织起来介入政治的可能性不大。

 

魏甫华:你判断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大体上是生存问题而不会是政治问题的理据是什么?

于建嵘:我们对中国的失业农民工群体要有几个判断,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结构的层级中相对来说比较底层。他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局部引发社会动荡,例如因为某些不公平的事闹一闹,但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再次,他们最关注的还是生存问题。去年我对农民工做了很多访谈,那些农民工讲得最多的只是欠薪问题。在基本诉求上,他们不会构成政治抗争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下岗工人更可能是不稳定因素

 

魏甫华:你曾提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维权有不同的法理类型,农民工群体维权基本上属于"以法维权",工人维权属于"以理维权"。这对概念构成了你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冲突的基本框架。据我们所知,你是国内最早在法理性质上区分农民工和工人维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你提出这一重大区分隐含的思考是什么?

于建嵘:10年来,我对工农维权抗争的实证性观察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部分重大维权事件做了多方面调查,特别研究分析了近一年来发生的200起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案例和87起因土地问题发生的警民冲突;其二,对工人和农民中部分维权精英做了多年跟踪访问,其中,安源工人和衡阳农民是重点;其三,收集分析了两万多封工人和农民的上访告状信。

基于这些实证性观察,我认为,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他们的维权抗争也就有很多不同。农民维权抗争,从前是因为税费,现在是因为征地。但无论因为税费还是因为征地,他们都是以具体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以全面落实具体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作为其诉求目标,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都是因为基层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他们假设这些法律和中央文件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抗争可归结为"以法抗争"

工人不一样。工人抗争维权的主题往往是经济权利及与此相关的民主管理权利,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工人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的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似乎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他们的抗争可归结为"以理抗争"

显而易见,农民维权强调的是自己的法定利益,工人维权强调的是自己和别人比或者和自己以前比产生的比较利益。对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会当然认为这个比较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的,工人却就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有一个政治意识在里头。农民工不会把失业和不给工资看成是两回事,农民工的问题是没有得到,失业只是没有得到;工资问题讲的是本来是我的却失去了。失去了什么和没得到什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魏甫华:你是不是说,农民维权主要还是一种生存理性,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完全可以容纳和化解,例如免除农业税和在农村实施低保后,执政党在农民中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就急剧扩大了。而工人维权有一个政治意识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性在支配,他们比农民群体更可能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于建嵘:对。农民的问题是过去从他那里拿东西。现在不但不拿了,反而你(政府)给我(农民),政策上叫反哺。农民的感受跟过去就肯定不同了。上访也如此,在我研究的上访案例里,很少有农民因为你补贴没到位上访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反哺,无论多还是少,跟过去总是利益受损比较,农民现在的利益确实是增加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岗工人。农民工即便找政府,也往往因为工厂欠薪或者倒闭后没有工资,他们会认为这是政府监督不到位,属于政府失责,他们找政府只是要求讨回工资。但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不会找政府。国有单位的工人没有工作为什么找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国有单位的负责人是政府派的,他没有能力或者腐败把企业搞垮了,政府当然有责任。但政府很少干预私人企业的运作,私企生意不好关了门,农民工就会自认倒霉,不会跟政府对立。我认为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对失业农民工群体有一个基本判断。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人云亦云,动不动就说农民工是社会不稳定的群体,好像几千万农民工变成了社会的包袱,其实没这回事,这是对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不了解,是对农民工不公平的看法。

 

"漂移的社会"和底层政治

 

魏甫华:农民工没有政治诉求,是否跟他们是一种"漂移的社会"有关?

于建嵘:我把农民工组成的社会描述成"漂移的社会",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从人身关系角度,农民工的各种关系(身份)是没有确定的;其次是从文化角度,没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从这两个角度讲,农民工群体都是漂移的社会群体。这种漂移是板块性质的,身份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所以,一到春节,就有几亿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漂移。但这种漂移也是碎片性质的,虽然农民有一亿四千万,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表达吗?没有。你去东莞、深圳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跑跑,你问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肯定没有。我在深圳访问时,农民工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工作到期能拿到工资。我给你做事要给钱,农民工就认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

我提出底层政治概念,强调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理解他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你是底层,我要给你关怀。必须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诉求,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建立。

 

魏甫华:在一些转型国家,情感因素往往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整体利益提高了,但根据黄亚生的最新研究,1990年代以来,因为公共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忽略,导致农民群体收入下降,这会不会强化相对剥夺感,从而使农民工群体形成共同利益诉求的纽带?

于建嵘:相对剥夺感的某种强化不能排除,但是没有几个农民工会说他找不到工作是政府造成的,这跟大学生不一样。虽然也没有大学生说自己找不到工作该政府负责,但是他会联想,他有比较利益。例如一个好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都是同班同学,而且你的学业和能力可能都不如我,这里就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会觉得他找不到工作你政府有责任,社会有责任。

农民工不会。农民工很少有这样比较的,自己混得不好,往往只觉得自己命不好,或者知识不够,遇不上一个好的包工头,进不了一个好企业。 

 

要容许农民工组织起来

 

魏甫华:农民工群体需要利益表达机制。但具体如何形成,你认为这个问题上政府该承担什么责任?

于建嵘:农民工要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有很多办法。但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解决,所有办法就都不管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怕农民工组织起来会乱。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是一个很朴实的群体,他们的维权活动也还是"依法维权",在国家制度层面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只在于,要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全能主义,这是原因也是结果。你不让大家自己来解决,什么都管,什么都包,使得各种解决农民工的组织解决方案难以形成。那么好,所有问题你都得包起来,中央政府也就不能不全能下去。所以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首先要破除全能主义。

在地方这个层面,需要打破保护主义。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我在深圳打工,建了社会保险,但是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去,这个社保的钱拿不出来,那这个社保对我农民工有什么用呢?我写过文章谈农民工为什么不想要社保,原因就在这里。

农民工社保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采取统一的政策,实行统一的户头制度,技术上没什么难题,但为什么建立起来很难?就是地方保护的作用。农民工入社保,地方政府在财政上也要补贴一块进去,但是因为在各个地方建社保账户,社保的钱就积累在地方政府手上了,所以地方政府还有积极性。但是如果社保这个钱可以自由流动了,全国统一起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没有了。这个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解决其中的财政分账以及激励机制问题。

所以,从政府能做什么的角度,我们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开来谈。从地方政府来讲,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从中央政府角度,尤其要破除全能主义,尤其要开放社会组织,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组织理性,这就增加了农民工问题的多种解决途径。要让农民工有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例如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即使农民工一时还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至少要有中间组织,哪怕公司制也行。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

 

魏甫华:2005年,法国曾爆发大规模骚乱,骚乱主力大都是14岁到20岁左右的非洲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虽有法国国籍,但不能真正享受跟法国人一样的权利。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尖锐指出:"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动乱的巨大隐患。

于建嵘:当然。我强调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农民工二代问题就跟第一代农民工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比起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职业期待也高,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也较强。但他们的教育条件和家庭限制,使得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其次,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这一群体的民主和平等意识已经觉醒。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这让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有一种从出生下来就存在的相对剥夺感。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的模式,这种歧视也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

农民工回到农村他就是农民了,但是农民工二代不一样,他们是回不了农村的一代,是没有身份的一代。强烈的身份认同容易形成政治共识,这是社会运动或者说革命的重大诱因。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做农民工二代研究,了解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

 

广东要对农民工群体

做出独特贡献

 

魏甫华: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其实已占到发达地区社会财富的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这种背景下还对农民工"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必然侵蚀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像广东这样的发达省份该做些什么?

于建嵘:你提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个人认为,像广东这样受惠于农民工的发达地区,应当在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上做出独特贡献,示范全国。

首先,那些来广东多年的农民工,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打工的城市已经紧密相关。但金融危机一来,工厂倒了,工作没了。这种类型的农民工是标准的失业农民工,地方政府对他们是有责任的。可以考虑最低社会保障,使他们能维持生存,而不是听任他们背着包往农村赶。比如,能不能参照当地市民的待遇,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失业救济?就业培训,优先就业,这些都值得好好考虑。

其次,广东要和兄弟省市联系,扶持民间机构或者用人机构,为农民工输出地提供比较完整的用工信息,把农民工可能的盲目流动变成有序流动。盲目的流动劳民伤财,省出这笔费用,也是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贡献。

 

所谓稳定应该是规则稳定

 

魏甫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政治稳定,但总有些人视正常的利益博弈为洪水猛兽,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稳定思维。

于建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但意义重大的课题,但我们往往不能正视。这起码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后果:其一,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具有的积极意义,并试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表达之外。其二,政治说教代替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这样就容易导致政治认同流失,为社会动荡积累能量。而事实上,"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排除冲突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一直都是国外社会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魏甫华:有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利益的表达渠道,否则只会为社会冲突积聚能量。某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稳定来绑架中央政府,结果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于建嵘:我们首先要对当下社会形势做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是比较稳定的,但也确实存在你说的那种片面的稳定思维。这种思维存在不少问题。中央以稳定压力来要求地方,地方反过来以稳定绑架中央。从地方政府角度,你中央政府不是要稳定吗,那你就必须支持我,哪怕我违法,哪怕我进京抓记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往往以稳定为借口破坏法律规则,破坏社会规则。这可能产生一个比稳定还要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规则的破坏问题。

一个国家是否正常,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冲突,而在于有没有能力认识冲突、管理冲突。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危机中没有出大的问题,增加了底气,这种乐观遮蔽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规则体系的问题。危机感可以促使我们改革,尤其是改革我们的基本规则体系,危机感丧失则可能使我们失去改革动力。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经济出现什么问题,我最担心的是任意破坏社会规则的现象会不会升级。我们思考问题要从规则体系的角度,所谓稳定应该是规则稳定。推荐:别把失业农民工当不稳定因素 - 笑蜀 - 懒人笑蜀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邮购地址:北京市建国路万达广场933号楼703室北京天下公言文化传媒公司。联系人:吴英飒,010-58207093

以下是目录: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姚 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联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袁  剑) 
2009
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观察

美国经济衰退为何未引爆社会动荡?(黄晓闵) 
英国和法国的罢工行动此起彼落,拉脱维亚、智利、希腊、保加利亚与冰岛等国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全球各地职场的失业群体正快速增加,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变量。作为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的美国,据统计至今已损失36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社会依旧波澜不惊。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希腊骚乱:民主的悲剧还是荣耀?(王 乐) 
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是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带上了枷锁,并把打开枷锁唯一的钥匙交给了人民,让人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民主还让反对派可以合法地质疑执政党的政策,让掌握着暴力机器的政府在手无寸铁的民众前屈服,让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处理这场突如其来却又注定要来的骚乱

公民座标

四年一次,为民主充电――奥巴马就职典礼实录(贾西津) 
民主不是个"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须不断更新,经验而言,这种更新适于4-5年一次。美国实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须不断温习,定期进行政权合法性更新,大选之后的就职典礼仪式,也是美国公民对自身民主的强化充电过程

公民真相

艰难的第三方――民间组织介入冲突调停(姚 遥) 
妥协是灰色的,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时代过去了,凡事皆有规矩法度的时代还未到来,社会冲突面前,真正的公民,当是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一个老牌NGO的现代转型――"自然之友"为例(方 园) 
中国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一直比较艰难。虽然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民间组织以其卓越的工作走入了公众视野,但对民间组织管理能力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它们如何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样值得严重关注

瑕瑜并存的湖南公民社会(苏露锋) 
最令人担忧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或因贪图小利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的民众,也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阴影

公民心情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陈诗宁)

公民地图
把记者挨打变成奔向自由的阶梯(笑 蜀)
幸福的广东电视观众(北 风) 
历史太长,而生命太短(杨 渡) 
一场街头冲突的心理分析(曾 颖) 
住近地铁莲花路站(朱鸿召)

专题:政府的钱袋子是老百姓的牵挂
公民税权是宪政的基石(贺卫方) 
众说纷纭话税收(赵国君 辑) 
没有私产,就没有税收――茅于轼访谈录(赵国君)
揭开""的面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深度阅读:税收如何减损社会福利

公民阅读
NGO
在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意义(林 猛)
法西斯的浪潮还会席卷我们吗――惊心品味电影《浪潮》(郝建)

公民文摘
从泰国到希腊受伤害的民主
法国社会运动向左转与"新反资本主义党"
马利的民众运动
南非:传统工运与新社运团体的对话
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幻灭
逆流而上:社会运动在美国
菲律宾社会运动面临民主挑战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Monday, April 27, 2009

中国上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将被牺牲 该日志已被收录

来源:邓飞的博客

在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冯军的女儿只是众多污染受害者之一。

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

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

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变成记忆。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4个轧钢厂、杨广起2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

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4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

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

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了,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

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是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对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

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

  http://1853.img.pp.sohu.com.cn/images/blog/2009/4/27/13/4/12191753dcfg213.jpg           最后的地下水

夏垫村开始深刻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

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

 

 http://1873.img.pp.sohu.com.cn/images/blog/2009/4/27/13/4/12191803b51g214.jpg

                                                "癌症村"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 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 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 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http://511.img.pp.sohu.com.cn/images/blog/2009/4/27/13/6/12191822c99g214.jpg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 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8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 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 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 "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 邓飞 - 邓飞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 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 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 时宜"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公益律师郭建梅的14年

2009-04-27 14:36:4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办公地点已经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初的办公场所是中关村一处简陋旅馆的地下室。

北四环东路办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装修,敲击的声音不时传出。这是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

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字。午饭时间,他们在会议桌上铺上报纸,几盘简单的热菜端了上来。一种带有葱香的面饼是大家喜欢的食物。中午饭每个人的标准是10块钱。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 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 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 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 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8岁那年,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的时候,她觉得"郭建梅"这个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郭建梅特别自豪。她记得很清楚,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别人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

到了北大后,情形开始变化,郭建梅傻了眼。在班上,她是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别的同学家境好,又洋气。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击。

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的是中文系。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晕。"当时就想走,听不下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有一次,她看到刘震云手上贴着胶布,问,这是怎么回事。刘震云开玩笑说,拉小提琴拉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其实是刘震云正患皮炎。她觉得这人怎么瞎说话啊,心里感到有阴影。"我当时的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阴影'这个词。"

刘震云表现得很好。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个梨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

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善良。"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给他做的布鞋,穿久了,上面还烂了个洞。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在那里扶着。"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我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老家和刘震云老家很近,就隔着五十多里。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3个月后,郭建梅的妈妈去世了。

成为公益律师

刘震云1982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农民日报》。彼时,《农民日报》刚成立不久,这份工作在毕业的同学中被认为是并不理想的工作之一。

郭建梅正读大四,去看望刚到工作单位的刘震云。《农民日报》在朝阳区十里堡一带,如今那里成了繁华的CBD

当时那里是郊区农民种菜的地方。"我到那一看,哎哟,那个火柴盒房,5个人住一个房间,上下铺,脏得不行。这就是我们在北大想象的毕业以后的生活吗?"

郭建梅大学同学毕业时互相题赠的留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虽恨日月匆匆,却盼来日沙场"什么的。现实是,分到单位,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次看望刘震云的经历对郭建梅是一次打击。"我当时简直觉得像跌进冰窟一样,全完了。人在年轻时跟成熟以后所了解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写得好,1983年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 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 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

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就需要这样的人,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她已经上访了12年,来此寻求法律援 助。她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老妇讲述到,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 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越说越激动,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不能让"有道理"的上访者没有着落》。

NGO和律师

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钟。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为的是小区业主的维权,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

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现在全没有了。到法院时,法院不给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来。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不说话。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这个律师说,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对记者说,今天穿得太随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门太匆忙了,头发乱七八糟,这衣服好多年了,跟飞行员似的,你看看,这双鞋,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

头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齐。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

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过妇 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师。2007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 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 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 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一些问题也开始呈现。

"有些NGO就负责人一支笔签字,很不透明,容易出问题。"

一个组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NGO里,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话,腐败的现象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有很好的制度,我们的每一笔经费都要经5个人审查。"郭建梅一直在呼吁对NGO治理整顿。她想写一本书,里面会对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3亿人口,1万人才有一个律师。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年轻时都做过公益律师,国外很多律师在做商业律师之前都做过公益律师,"在中国不是这样,一些人看来,谁做这些都是傻子,脑子进水了。"

中国的现状是,律师挣钱越多越说明这个律师成功。有城市的律师协会选会长、副会长,律师事务所推荐的大都是年收入非常高的律师。

社会对公益律师存在偏见,认为这些公益律师没能力,没有案源,挣不来钱,要靠游说靠化缘得到一些钱。"让更多的人受益,推动法制往前迈一步,这是公益律师成功的标准,和商业律师不一样。"

抑郁症的困惑

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台讲话,才说了几句就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没办法把话讲下去。当时有一张合影,她尴尬地坐在中间,直到现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张照片。

那段时间,她经常哭,对刘震云说,不想再继续干这件事了。"其实我很少跟刘震云说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凭什么这样做啊?我有这样的义务?别人说我精神病,说我炒作,说我想出名,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们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头,自得其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和现实相冲突,这是蛮拧的一件事情。"

看着郭建梅心情不好,刘震云对女儿说,带着你妈妈去散散心,回来就好了。一家人去了千岛湖。从上海坐船去时,郭建梅就开始流眼泪。女儿在沙滩上弄了个沙雕,想让妈妈去看,跑过来把郭建梅挡在脸上的帽子拿开,看见她的眼泪在哗哗地流。女儿特别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梅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得往后退了。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是中心的专家,她"教训"郭建梅,做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选择,要么就不做了,赶紧回去做你的商业律师。你的心态出问题了,你的精神支柱出问题了。

"刘震云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干这么点事情就得这个病了?你看我当初被退了这么多稿子都没抑郁。"

郭建梅家里有两个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刘震云当初没发表被退回来的稿件。"他当初写了好多年 东西都还没被认可,急得不行的时候,他写,我给他扇扇子。"她记得,1987年时,两口子的存款只有1100块钱。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照相,花了300多 块钱买了相机,又花了600多块钱买了电视,家底就没了。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郭建梅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有得过抑郁症的朋友告诉她,得了这个病,脸皮得厚,不要闷在心里不说,不要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得锻炼,一定要吃药。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药,病好了许多。她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律师,刘震云给她的支持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很安稳的后方,那是一个港湾,不至于我失业了,没有钱没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会,郭建梅和刘震云都在。别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之前我从来没听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说过我,"郭建梅说,她特别感动。

郭建梅有时回到家后抱怨,现在特别的累。刘震云就对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该叫苦。 刘震云每天早上都坚持跑步,下雪天也跑。前段时间,在刘震云的带领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刘震云和我下棋,你说下什么棋?军棋。他已经赢了我5盘 了,听起来像小孩的游戏,但我们俩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郭建梅还是学生时,喜欢画画,现在她觉得爱好都被限制住了。"等我老了给自己弄个画室,画点画,学学古筝什么的。"

刘震云的爱好有点不一样。他的爱好是到村子里走,跟村民聊天,手里拎着个小本记录。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写的是他家乡的一个地方,他带着郭建梅和女儿去那里转过好几次。

"我就喜欢到田野里看看风景,倒不想非要跟人聊天。我在办公室天天接待这样的人,平常都聊得够多的了。"郭建梅说。

郭建梅喜欢春天。在她看来,如果哪个季节给人留下过美好的回忆,这个季节来临时,就会想起过 去。"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在春天里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还有'澎湖湾'、邓丽君等等。那种感觉那么好,春天的风吹过来的时 候,就觉得回到了那个年代,心情特别复杂,又温暖又伤感。好像才进大学,怎么忽然一下就快50了?"

前段时间,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两个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个51岁,一个34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

"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 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 我有时候想想,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熟。那个律师在会上出事的时候,我正好特别累,身体感觉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检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自 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会议桌前说着话,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还有工作人员没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人轰都轰不走,每天都加班,这帮人就这样。

去年,她参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学毕业25周年聚会。在她同学中,有当了大官的,赚了大钱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学问,建梅啊,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她现在不怕别人说了,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会一直这样干下去,除非走不动了。"走了十几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卫毅)

萧山党山镇无良洁具厂造孽 将"玻璃水"灌进饮水管网

2009-04-22 04:54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作者:孙连兴 倪王镇 董旭明

 

 浙江在线0422日讯411日至14日,对萧山党山镇开源村的村民来说,就像一场梦魇,关于水的梦魇。

  每天都要喝的自来水变得浑浊不堪,浮着白白的泡沫,沉淀出黑黑的渣子。

  即便在恢复供水数天后的昨天,村民们仍心有余悸。村民潘先生家水龙头边放着一口大缸,烧饭烧菜的水都要缸里放置一段时间后才敢用,每次打开水龙头都会习惯性地让水多流一些后再接水。村民汪大妈说,以后给孙子全部喝矿泉水。

  这一切,都是因为村里那家专门生产玻璃台盆的杭州绿美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美洁具厂)。那家厂在没有安装"防倒流装置"的情况下,竟然把冲洗玻璃的工业用水管与村民喝的自来水管接到一起,污水就这样流进了村民家。

  自来水浑浊不堪,好似淘米水

  开源村共14个组,2700多人。

  2组村民祝金秋的家,就在绿美洁具厂后面。411日早上9点多,他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发现水质非常浑浊,用脸盆来接,水面上浮着一层白白的泡沫,底下则是黑乎乎的颗状物。

  祝金秋说:"过去,我也发现过自来水里有白色的杂质。但这次不一样,自来水颜色变得太厉害,就像淘米水和石灰水,谁敢喝啊?"

  祝金秋马上打了党山镇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值班员先让祝金秋自己看看是不是自来水管出了问题,如果真的发现是自来水的问题,他们再过来。

  尽管有疑虑有担心,当天的中饭和晚饭,祝家还是用了这个浑浊的水。祝金秋的妻子徐美丽很细心,使用前,把水盛到缸里,先沉淀一下。

  11日一整天,无论祝金秋什么时候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始终很浑。

  和祝金秋一样,当天,开源村许多村民也发现了自来水很浑。但大多数人都没太放在心上,"以为是漂白粉太多了"

  4128点,徐美丽准备烧早饭,一拧水龙头,出来的水比前一天更浑浊。"我马上叫起了老公(指祝金秋),我老公叫来了村里负责自来水兼收水费的赵卫根。他左看右看,没发现家里水管出了问题。我们就拨打了党山镇自来水公司的电话。"

  这一次,党山镇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检查的结果是水管完好无损。

  冲洗玻璃的污水,源源倒灌进自来水管

  究竟是为什么,水会这样浑?

  开源村用水最厉害的工厂��绿美洁具厂,进入了检查者的视线。

  据知道工厂底细的村民沈先生告诉记者,这个厂建于5年前,原来是一家五金厂,两年前,老板黄家仁把五金厂改成做卫浴的洁具厂,主要生产玻璃台盆,机器磨玻璃和打孔需要大量的水冷却冲洗。

  开源村自来水管理员赵卫根、党山镇自来水公司维修员王张行和吴凤宝,三人在绿美洁具厂围墙边看到了奇怪的一幕。"水表是倒着转的,用水数字越来越小,我们立即录了像。"赵卫根说。

   更触目惊心的是在生产车间。现场有2台玻璃打磨机和3台打孔机,边上有一个长宽约2米、深约1.5米的污水池。冲洗、冷却玻璃的污水,通过污水沟流入污 水池中,在池中潜水泵的压力下,经过工业用水管再用作冲洗。但是,绿美洁具厂的工业用水管在没有安装"防倒流装置"的前提下,竟然和自来水进水管接在一 起!

  这样,冲洗过玻璃、原本循环使用的白色浑浊水,源源不断地从工业用水管反压进了自来水管。

  事后,萧山供水有限公司供水监督管理科应科长告诉记者,开源村的自来水压力约为1.6公斤(0.16mpa),而绿美洁具厂潜水泵循环污水的压力是2.5公斤至3公斤(0.25~0.3mpa),污水自然要倒灌进自来水管了。

  检查人员立即通知了村支书陈明法,当场关了洁具厂的总阀。

  村民罗先生告诉记者,消息传开后,村民聚集在洁具厂门口,要求老板给个交代。村民强制把洁具厂大门锁了起来,并在厂门口堆放了石子,不让洁具厂继续营业,并报了警。

  洁具厂厂长黄家仁一直没有露面。记者曾3次打电话给他。第一次,他说在开车不方便说话,后面两次打过去,接听人自称是黄家仁的表弟,说表哥借钱去了,没办法联系到。

  村里广播通知:每家放掉5吨水

  开源村书记陈明法告诉记者,12日上午得知情况后,村里立即向党山镇政府和萧山区、党山镇自来水公司通报,成立处理协调小组,关闭了绿美洁具厂的自来水总阀,把潜水泵拆下封存到村委会。

  下午,村里开紧急会议,让各小组长通知最靠近洁具厂的23组村民"自来水不干净",按户到附近小店领2桶矿泉水,18.9升装的"千岛湖"。小店存量有限,矿泉水很快就领完了。晚来的村民只领到1桶。

  另外,通过村里广播告诉村民:每家放掉5吨自来水,把污水放完。

  12日、13日,村里共向2组和3组村民发放矿泉水200余桶。

  祝金秋说:"我们家才领到1桶,有的领到了2桶,怎么够用?除了烧饭喝水用矿泉水,洗脸洗衣服什么,还得用这个污染的自来水。"

  记者采访了解到,2组和3组的村民大都领到了矿泉水,但其他组的村民很少有人领到。据他们反映,他们家的自来水同样浑浊。

  水质检测结果:可能含有玻璃残渣

  当地相关部门及时采取了措施。党山镇自来水公司值班员倪金堂告诉记者,去年底,他们曾提醒绿美洁具厂不能把工业用水管与生活用水管直接对接,如果要对接,必须安装防倒流装置。"想不到,他们还是偷偷干了违反规定的事。"

  倪金堂说,绿美洁具厂工业用水管与生活用水管间其实有一道阀门,如果在循环利用污水时关了阀门,污水倒灌还是可以避免的。镇里已向全镇厂家发了通知,要求把工业用水管和生活用水管分开,或加装防倒流装置。

  萧山供水有限公司则要求,自来水管道完成冲洗后,必须要有区疾控中心的水质报告,确定水质没有问题后才能恢复供水。

   13日上午,开源村书记陈明法一行3人,把受污染的自来水样本送到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萧山区疾控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科长方坚说,"浑浊度""肉 眼可见物"两项指标超标,但没有有机化学成分,水中可能含有二氧化硅(即玻璃)残渣。13日再检测,仍有超标。14日再测,水质全部合格可用。

  杭州市第三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吴佳丽说,如果人体食用玻璃残渣过多,会对肠胃造成损伤。

  村民疑窦丛生:污水倒灌仅此一次?

  15日起,开源村恢复了正常供水。但村民心中仍存在疑问,洁具厂已存在了两年多,污水倒灌仅仅只是这一次吗?仅仅是这一次没有关闭工业用水管与生活用水管间的阀门吗?以前也曾发现过自来水浑浊,但大家都没往工厂污水方面想。

  村民徐美丽说:"一个星期前,我就发现水质不对劲,每天8点前,都是干净的,8点之后再开水龙头,出来的水就变成淘米水一样了。"

  更有一些村民怀疑,自己身体的不适与水质污染有关。

  9组的汪军华今年33岁,45日因为肚子痛住进了萧山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左肾结石和左侧输尿管结石。"当时,医生问我是不是经常喝井水,我说我们家没有井,喝的全部都是自来水。我怀疑跟喝的水有关。"

  9组组长罗水泉告诉记者,最近一年,被查出结石的村民有15人。

  一些村民对水污染仍心有余悸。4组的潘先生,每天打开水龙头,都会习惯性地让水多流一些时间,然后再开始接水刷牙洗脸烧饭。用来烧饭烧菜的水,都要在水缸里放置一段时间,沉淀后才敢用。

  村民汪大妈说:"以后,我不敢给孙子喝自来水了,全喝矿泉水。"

Sunday, April 26, 2009

《公民社会评论》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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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  剑【南京】 来源:《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

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

 

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这似乎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为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忠告。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哪些人失业以及怎么样的失业?答案是:农民工面临着前现代式的失业。农民工将成为最先遭受打击,而且也是遭受打击最为沉重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却是承受力最脆弱的群体。

无论就其发生机制,扩散方式,传播速度,还是通过媒体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程度,本次金融危机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危机。无疑,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已然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工。有学者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的不平衡及分割状况: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一个中国,多个社会。中国农民工就处在最底层的那个前现代社会之中。他们无定所,无恒业,身份模糊,更谈不上任何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几乎处于完全的断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遭遇失业,他们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虽然其中一部分可以返乡暂避危机,但务工收入的消失(据中国《财经》杂志统计: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以及农业本身的比较劣势,将导致他们进一步贫困化。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根本无法返乡了。他们将留在城市,或者游弋于城乡之间求生存。

农民工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而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与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以约束他们。极端一点说,只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唯一与他们打交道的就是警察。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换言之,中国农民工没有也不擅长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他们只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显然,这是一场无处不在的奇特战争。他们并不轰轰烈烈,但如果四处蔓延的话,则足以拖垮任何一个政府。所以,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将中国农民工尽快纳入统一的国家体制之中加以保障和管理。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尽快解决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

 

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

 

在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只不过这一次更加严峻而已。但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是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问题之急迫性。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表明:在中国广东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25%。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一次。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我们日常观察表明,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极不稳定),中国社会很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所谓边缘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状况最容易勾起的历史联想,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即失业"的所谓黑暗时代。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这个群体的关键功能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的革命中已充分显示过一次。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在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不容小觑。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中国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群体,基本上是大学扩招之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他们的大学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甚至高得已经让众多家庭陷入贫困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高昂成本的回报却是一无所有的失业。虽然付出更高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大学生群体的处境跟农民工并无丝毫不同。他们一样没有国家的保障,一样没有组织可以托付。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一直在依靠的家庭(这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特殊家庭保障机制的优越性的体现)。而在大多数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他们的家庭在以前之所以为他们的教育付出难以承受的成本,就是将家庭的保障托付给了他们的教育。没有比这种悖论更令人悲哀的了。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从总体上看,这次刚刚处于初始阶段的失业浪潮,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有显著不同。

中国上一次失业浪潮的主体是传统国企工人。国企工人虽然失业下岗,但并未完全脱离原有"单位",他们原本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既构成了他们救济的来源,也构成了他们行为的约束。国企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一般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但这一次的失业大军与上述特性可谓有天渊之别甚至截然相反。农民工群体平时隐忍,表达渠道被完全阻塞,而到了他们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往往就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其矛头所指可能是政府,可能是企业家,也可能是社会其他群体。所以,这次失业浪潮所带的社会问题的可预测性相当低。但有一点现在几乎就可以判定:城市的治安问题将恶化。事实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在上一次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1990年代中期,正值全球经济体系迅猛扩张的繁荣时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同时也意味着职业岗位的转移),使得中国国企下岗工人并连同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被迅速消化。然而,本次经济危机就其本质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空前收缩。换言之,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岗位转移如果不是出现回潮的话,起码已经暂时被终结。国际劳工组织在2009128日发表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就业危机。据他们估计:到2009年年底,全球将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性的工作危机将会迅速恶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凭借他们超强的忍受能力在全球的就业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饭碗。但这次,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了。在奥巴马新政府最新提交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赫然写有:这些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货。显然,这是要在危机中将最宝贵的工作机会留在国内。正如最近英国工人示威时的标语那样: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春运如过江之鲫的农民工们,大多数购买的却是一张单程车票。因为,中国的PARTY暂时结束了。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之中,任何指责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在政治上都将是苍白的。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职位可能是每一个政府赢得合法性的第一要务。这就是说,本次的失业群体将面临比上一次失业潮远为严酷的全球职业竞争环境。

迄今为止,恐怕只有某些患有乐观偏执症(这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独有的病症)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还对本次危机的时间和性质抱有幻想。在他们那里,危机将会像上几次一样很快烟消云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次危机并不寻常。它不仅是陌生的,很可能也是长期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死亡,但肯定面临痛苦的转型。如此,如果不是有更好的运气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失业危机可能就仅仅是它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它可能激起的社会危机也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悲观的预测是由清华大学提供的,这个预测认为:如果经济衰退继续,在2009年,将有多达50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工作。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

 

从逻辑上说,本次失业浪潮的规模以及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本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乐观。值得提醒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可能与经济危机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大规模的失业造成消费的萎缩,萎缩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削减工作岗位。

不过,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显然不止于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们,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远远不止失业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激发社会危机的另外一些逻辑线索也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财政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

20089月起,中国近十年来一路以超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出现急速跌落态势。到12月,当月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仅增长3.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同比下降15.5%),而在另外一面,财政支出却猛增30.8%。显而易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将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相当之大,他们涵盖医生、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公务员、军人等大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在过往的几十年改革中,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也基于这个原因,在引起社会危机的因素中,人们很少将他们纳入视野。然而,如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由这些群体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小于农民工群体。而作为这个社会主要的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他们的抗议不仅更加具有政治性,也更加具有威慑性。早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低迷时期,因为财政拮据导致拖欠基层教师甚至基层公务员工资的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引发的各种抗议也堪称家常便饭。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似乎很快得到了缓和。不过,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培育起来的乐观情绪,可能马上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财政危机中所受到的挫折太过沉重,那么积蓄多年的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演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

事实上,最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一项所谓改革所激发的广泛愤怒,已经为这种危机做出了注脚。就在前不久,该部宣称: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将大幅降低。而其原因,则是财政已不堪负担。这个目前还停留在计划上的改革激起普遍不满并不出乎意料,出乎意料的是,这种不满的程度。一位一直勤勤恳恳的中学老教师质问:这些政府部门难道不是故意在制造动乱吗?熟悉中国话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相当具有对抗性。此项改革引发的后续反应,可作为观察中国财政供养人群在经济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窗口。

在财政收入下降时期,薪水的拖欠、工作待遇及环境的恶化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这都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草率改革,更可能引爆这个群体因为几十年来目睹腐败、不公而长期积蓄起来的变革要求。只要他们愿意或者觉得有必要,这个群体扩散社会危机的能力显然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一旦他们企图扩散影响,社会危机就开始上升为更加普遍性的体制危机和政治危机。

媒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危机扩散方面一个有趣现象值得提及,那就是社会事件的全球性感染。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在今次全球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幸免。无论三大发达经济体,还是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遭到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所仅见,也是二战以来所仅见。可以预计的是,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某些国家,危机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不过,这并不值得庆幸,在一个新媒体时代,危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相互传染。如今,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社会危机所引起的抗议行动已然升温。如果危机持续,它就可能成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榜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种传染事实上得到过某种验证。

在中国的社会管制体系中,财政供养群体是政府施政的唯一工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群人很难为危机所波及。不过,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进而导致财政危机的话,所谓"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就临近了。直至目前,中国的财政看上去还相当令人羡慕,发债空间仍相当充分。然而,正如去年开始的经济下滑超出所有人预料一样,财政的下滑也完全可能超出人们预料。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特别值得观察。

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政府花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收入来源则会迅速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时期财政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悖论。在中国这样的全能国家中,情况可能尤其如此。在中国,由于政府在经济及社会中的绝对主导角色,政府对所有社会问题几乎担负无限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财政就必须为全部的社会问题买单。换句话说,对所有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概括承受。如前所述,设若危机既深且长,社会问题频发,政府穷于应付,那么,滥发票子所引起的通胀形势必会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从而蹈入一种新的恶性循环。

社会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谈到今年可能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时,中国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说: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他进而强调:除非发生打砸抢烧等情况,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并要向责任部门追究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危机事件的正式官方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加赞许的发展。然而,更加进取的态度则应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尽量从根源上化解社会危机。推荐: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 - 笑蜀 - 懒人笑蜀

(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作者)

 

《流民、游民与社会动荡》(《公民社会评论》第一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5元。邮购地址:北京市建国路万达广场933号楼703室北京天下公言文化传媒公司。联系人:吴英飒)

以下是目录:

封面故事:风雨流民图

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谭翊飞)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固然已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我们当然也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张英洪)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村民面前:维权需要付出个人巨额成本,不维权则将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权益的巨大损害。张英南曾问道:国家能否建立好的制度以替代我们的个人维权?

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姚 遥) 
跟流民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世和很满意。慈善做到了极致的时候,人都被感化了,形成一个团体,相互联在一起,谁都不忍心破坏,互相监督,甚至自己制定纪律和规则

别把农民工都看成不稳定因素――于建嵘访谈录(魏甫华) 
一种颇流行的观点是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社会巨大动荡。但于建嵘认为,这大多是人云亦云,不仅学术上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
切断流民与黑社会的通道刻不容缓――吕文举、杨鹏访谈录(杨子云)
如果政府把钱都拿走了,而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失业群体自然就扩大了,高危人群总量就会开始膨胀。格局就变成:一个权力和财富急剧膨胀的政府,面对着日趋庞大、日趋边缘然后日趋危险的一个人群

公民社会才能把无根变有根――王学泰访谈录(杨子云)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正确对待暴力文化。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不能出文明,出文明需要继承,需要劳动、发明、创造

从近代湖湘政治透视"流民动乱循环"(十年砍柴) 
朱元璋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企图将一个个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以此最大限度防止流民的产生,更防止单个流民汇聚在一起。但历史的吊诡之处是,明朝后期,大明帝国具有历史上可能人数最多的流民人群,成为一个庞大的"流民帝国",李自成、张献忠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流民中涌现出来的精英

中国社会各失业阶层分析(袁  剑) 
2009
年将是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转化年。至于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出现,则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一如我们无法预测金融危机一样。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态度最近似乎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

公民观察

美国经济衰退为何未引爆社会动荡?(黄晓闵) 
英国和法国的罢工行动此起彼落,拉脱维亚、智利、希腊、保加利亚与冰岛等国也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全球各地职场的失业群体正快速增加,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变量。作为金融危机最大受害国的美国,据统计至今已损失360万个工作岗位,但整个社会依旧波澜不惊。个中奥妙,耐人寻味

希腊骚乱:民主的悲剧还是荣耀?(王 乐) 
民主最本质的特征是给国家这个"利维坦"带上了枷锁,并把打开枷锁唯一的钥匙交给了人民,让人民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民主还让反对派可以合法地质疑执政党的政策,让掌握着暴力机器的政府在手无寸铁的民众前屈服,让卡拉曼利斯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处理这场突如其来却又注定要来的骚乱

公民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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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是个"做完了"就能享受果子的神木,即便民主授予的合法性也必须不断更新,经验而言,这种更新适于4-5年一次。美国实行了二百年民主,也必须不断温习,定期进行政权合法性更新,大选之后的就职典礼仪式,也是美国公民对自身民主的强化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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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权力与新的抗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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