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4月25日 11:11 来源：齐鲁晚报
已搬走的九采罗化工厂内空空荡荡。
仇岗村的维权带头人张功利�
“他们发现了新的自己。”入围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仇岗卫士》中的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若非建在村里的化工厂污染了土地，60岁的张功利和仇岗村民们会一直年复一年地耕作。“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生在这里是种悲哀。”他现在侃侃而谈，在驱赶化工厂的过程中，这个老农民逐渐被推出来，成为仇岗村民维权的领头人。
安徽当地的环保组织“绿满江淮”欣然看到张功利身上的变化。寻找污染受害者，培养维权人士，让他们了解自己正当的权益，是这个组织一直以来的重要工作。
在进行淮河水项目时，行走至蚌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绿满江淮”发现了张功利。
他们劝解他，不要把矛盾激化，要温和，平心静气，既讲法律也讲政治。自此，维权行动变得更加理性可控。
曾经是一个人的战斗
张功利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建在村里的九采罗化工厂的。
2004年，占地107亩的九采罗化工厂(以下简称九采罗)在仇岗村落户。其前身是国有的蚌埠市农药厂，红火了30多年。
在蚌埠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化工厂不在少数，但彼时的工业布局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欠妥当，位于仇岗村的蚌埠市农药厂就选址在村子的中心地带，工厂的围墙即是村民的院墙。
仇岗村的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在张功利家门口不远，农药厂高高的烟囱就杵在那儿，岁数比村里好多人都大。张功利在一篇文章里回忆，2003年，村民就因为水污染，到农药厂主张权益，结果遭到殴打，还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无理取闹，后果自负”。
农药厂后来倒闭了，几经辗转卖给九采罗，仇岗村民很快见识了这个据称是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3，4-二氯苯胺等多种化学产品的现代化工企业带给村子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九采罗的高效生产远非农药厂可比，污染也更甚。每到生产时间，工厂释放的浓烟随风飘荡，刺鼻难闻，村民只能关紧门窗，憋在屋里。“在屋外面说话根本受不了。”75岁的仇岗村民张兰英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
未经任何处理，化工厂的废水被直接排了出来，顺着村子里窄窄的鲍家沟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逶迤数公里。污水长年下渗，即便打井数百米，舀出来的依然“半碗是水，半碗是药。”所幸，在上世纪90年代，仇岗村就接通了自来水，饮用水的安全暂时还有保证。
不过，仇岗村已像一个满身脓疮的病人，化工厂围墙的砖缝里不时冒出黑色的液体，地势低洼的地方也有黑色的水不断渗出来，沿着沟渠漫入田地、鱼塘。
张兰英很快发现，家门口的树木日渐干枯，几棵大柿子树结出的果还未长大，就落了一地。她找化工厂理论，但对方并不理会。
2006年，一场大雨过后，化工厂的污水漫到养鸡户家里，养鸡户的鸡全被毒死，漫到鱼塘里，养鱼户的鱼全翻了肚皮。张功利也是直接受害者，他的四分自留地在进了污水后，青苗全部烧死。去找化工厂交涉未果后，张功利忍无可忍地把九采罗告上了法庭。
张功利说，在法庭上，化工厂先是亮出先进企业的名牌，接着又拿出无污染企业的证书，人家还是市里的纳税大户，让这官司没法再打。
不过，势单力薄的张功利并
非没有从官司中学到东西。“我起诉再撤诉一次，花400元，他们应诉一次，又请律师，又上下打点，就得花1万元。”他无奈地变成“讼棍”，号召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都来起诉工厂，与之“死磕”。
眼见赔偿无望，受害村民大都对诉讼不感兴趣，多数时间，张功利只是一个人与化工厂较劲，其他人则陷入沉默。
与此同时，仇岗村近乎窒息。村里突发癌症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至2006年三年时间，就有50多人死于癌症，癌症发生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绿满江淮”的介入
作为一家NGO，“绿满江淮”最早注意到了张功利的抗争。
2006年初，作为淮河水项目调研的一部分，“绿满江淮”的一队志愿者来到蚌埠，他们发现了与化工厂零距离接触的仇岗村，继而看到九采罗、海川化学有限公司、族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家化工厂都在污染这个淮河边的小村庄。
“绿满江淮”开始与仇岗村民接触，他们研究发现，村里的饮用水含有过高的沉积物和化学物质，并告知村民，他们有自己正当的环境权益。
在此之前，成立于2003年的“绿满江淮”就一直在关注安徽省境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整个组织的运作一直捉襟见肘。
2004年，在GCF(全球绿色资助基金)的赞助下，“绿满江淮”才在合肥有了一处简陋的办公场地。据“绿满江淮”现任总干事周翔回忆，在早期，GCF的资助能占到机构年度预算的80%-90%。因为资金的匮乏，这个机构在2005年一度试图通过介入环保替代产业，实现自我造血。但在探索了七个月后，这一尝试宣布失败。
专职人员2000元左右的月薪，让机构内的年轻人在熬完了自己的公益热情后，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另谋生计。频繁的人员流动和人手短缺让整个机构的理念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只能仰赖带头人的意志。
在与仇岗村民接触之后，“绿满江淮”见到了张功利。事后证明，介入仇岗村对“绿满江淮”的发展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刚开始，“绿满江淮”并没有介绍自己的NGO身份，只有初中文凭的张功利虽然自学了不少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但对NGO依然毫无概念，在他的第一印象里，他们只是一帮关注仇岗村污染的热心年轻人。
在与“绿满江淮”接触后，张功利先用傻瓜相机拍下了化工厂的污染照片，并公之于众，成为九采罗等三家化工厂的污染铁证。
而NGO带给张功利的远不只此，还有一整套的维权理念与维权方式。
“他们单个人往往是短视的，我们是要通过个案做出影响。”“绿满江淮”下决心推动整个事情的进展。
温和维权
“绿满江淮”的态度相当温和。他们不和污染企业面对面，他们让张功利也保持克制。
周翔觉得避免矛盾激化很重要。“绿满江淮”不是一个强势的组织，甚至身份还非常尴尬。和国内诸多NGO类似，自创建以来，它就一直在灰色地带运行，进行过工商注册，但不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团，实际上是个私营企业。
这种身份使得“绿满江淮”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上更加稳妥谨慎。即便在游说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它也不会选择与污染企业当面对抗，更不会与政府直接冲突。
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污染受害者，面对三者，“绿满江淮”明白自己的角色：推动整个仇岗村对环境权益的认知，并培养张功利这一污染受害者作为维权的意见领袖。
“绿满江淮”帮助村民向各地媒体寄送仇岗村的污染证据，媒体的曝光开始带给蚌埠市和环保部门日益增大的压力。仇岗小学的40多名学生也被安排向环保局写信，催促治理村庄的污染。
2007年，环保部实行了“流域限批”以遏制工业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同年6月，仇岗村的化工厂被当地市政府勒令停产整顿。
不过，村民们发现化工厂仍在偷偷生产，白天不让排污就等深夜村民休息了再排，各水闸均安排专人看管。
张功利于是给蚌埠市市长写信，要求坚决关停这些污染企业。他动员村中的1876人集体联名签字，最后这封信加盖了1801个村民的手印。
2007年11月初，化工厂派代表来与张功利接触，承诺进行和谈，以弥补村民的健康损失，张功利坚持要媒体见证谈话过程。
2008年上半年，化工厂又贴出告示，经政府同意正式恢复生产。这让仇岗村民更加担忧。
张功利逐级找到政府部门，向他们反映。张功利学会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申请环境信息公开，而在下级政府推诿之时，他甚至知道要向上级政府告下级政府不作为。张功利已不再是普通的农民。
“绿满江淮”还帮助张功利先后六次到北京参加由众多政府官员、专家和环保人士组织的环保论坛。与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结识，让张功利声名鹊起。反过来，他熟练利用这一广阔的资源平台帮助自己更好地维权。
2008年2月，因和污染持续斗争，张功利被环保组织推选获得“CCTV2007年三农热门人物”。
张功利知名度的上升，让蚌埠当地政府部门感受到了压力。再去政府部门，他就给官员讲自己在北京参加环境会议的内容，并不忘展示一下长长的与会者名单以及收到的一沓名片，其中的高官、学者、媒体人一应俱全。
解决污染的压力甚至传达到了国家环保部。随后，按照安徽省环保厅的要求，蚌埠当地政府对九采罗实施停产。同时，蚌埠市龙子湖区政府把污染企业搬迁列为重点挂牌督办工作，要求2009年6月前撤出村子，迁入十几公里外的沫河口镇工业园区。
2009年4月5日，蚌埠市政府下发文件，包括九采罗在内的污染企业立即搬迁，仇岗村民的维权行动遂告一段落。
NGO的“日子并不好过”
化工厂迁出两年后，村里的树木已看不出明显的异常，原来污染的一些土地也被村民用来种上蔬菜。不过鲍家沟的水仍然浑浊泛黑，化工厂的院墙还不时有污水渗出来，化工厂的后遗症也许还要若干年才能完全消除。
有村民来找张功利，抱怨化工厂在搬迁时只是在厂区铺了一层土敷衍了事，没有把受污染的土壤铲除掉，加上厂区地势稍高，污水还在往外渗，让人担忧。
张功利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鲍家沟的生态恢复。化工厂并没有给村民实质性的补偿，张功利说，“村民都很老实，那些得癌症死的都没赔钱，厂子搬走了就算好了。”鲍家沟的生态恢复只能留待政府来解决。
鲍家沟整治工作已经开始，村民们说，蚌埠市长周春雨亲自过问环境整治工作，仇岗村遗留问题被当做2011年重点整治的十大环保问题之一来抓。
张功利现在还经常往环保局跑，他关心鲍家沟的受污染淤泥被放在哪儿、如何放等问题，他要尽快准备一份相关建议书供政府部门做参考。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正在花大力气恢复仇岗村的生态，张功利说：“我发现鲍家沟里都开始有鱼了。”
对仇岗村维权的推动让“绿满江淮”知名度上升，但私营企业的身份已经影响到其接受社会捐助，它现在每年60万-70万元的资金预算多数要依靠社会捐助，其中60%来自国内，40%来自国外。
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境内企业接受或从国外非营利组织获得捐赠，除须提交申请书外，还应提交经过公证并列明资金用途的捐赠协议，这几乎卡掉了企业性质公益组织的境外捐助。
不过，要在民政部门获准登记并不容易。“绿满江淮”曾考虑寻找一家官方社团接收其挂靠，即NGO圈内所称的“收编”，至今未果。他们找过了省环保厅，还想去科技口的部门碰碰运气。他们甚至幻想过有热衷环保事业的地方大员来过问“绿满江淮”，以拉近其与体制内的距离，但这些都可遇不可求。
“日子并不好过”，周翔觉得国内其他的NGO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现在，与政府沟通时，他变得更加谨慎和低调，周翔说：“不要把自己当做救世主，也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只是通过个案来推动，让决策者对环境问题更重视。” 文/片 本报记者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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